城镇商人
钦差大臣城镇商人是剧中共同见证市长滥用地方权力的一群人——他们的陈述将官场腐败从笼统的猜疑变成一连串具体伤害,而市长的反应则表明,提出申诉几乎得不到什么保护。他起初害怕他们会告发自己;他们随后带着请愿书和货物去见赫列斯塔科夫,之后再次出现时却遭到市长怒斥。他们在这些场景之间的行动,体现了小镇对外宣称的良好治理与维系这种治理的强制手段之间的差距。
身份与在镇中的位置
商人并非以各自得到充分刻画的角色登场,而是作为一群受市长管辖的人出现。他们的群体身份十分重要——他们代表着生计和财产都可能直接受到地方官员侵害的人,却只能将申诉托付给一位他们认为或许有权干预的访客。在请愿一幕中,一名商人代表众人陈述;舞台说明则写明赫列斯塔科夫一同接见了商人们。
他们首次出场时,观众先从场外听到他们的声音。赫列斯塔科夫把一封信交给奥西普寄出后,听见商人们坚持说自己有事要办,不能就这样被挡在门外。他们进场时带着一篮葡萄酒和方糖。这些物品表明,这次会面既是请求接见,也是一场正式的礼物呈献;剧中并未说这篮东西是贿赂,也未说明商人们希望以此换取什么。不过,他们自己的陈述清楚表明,他们此行是为了控告市长。
市长预料到的威胁
在商人们向赫列斯塔科夫陈情之前,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承认,商人和镇民令他烦心,因为他觉得他们不喜欢自己。他猜想自己是否已遭人告发,于是要求邮政局长拆开经手的信件,查看其中是否有对他不利的消息,然后重新封好或拆封后送出。商人们此刻拥有的并非正式权力,而是可能将市长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上级的能力。他试图监控通信,显示他应对这种风险的方式并非整顿政务,而是设法控制哪些事情能够被报告。
预料中的视察也促使众人表演顺从。市长命令官员,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他们完全满意;谁若不照做,他便威胁要惩罚谁。除此之外,他还把小镇描述给赫列斯塔科夫听,说这里的官员一心只想着凭借秩序、警觉和效率赢得政府的嘉许。与这些说辞相对,商人们后来的证词揭示了官方自我表述所排除的现实。钦差到来,尤其是市长相信对方可能会审查他的辖区,更凸显了官方认可的报告与他所畏惧的申诉之间的反差。
商人们的申诉
商人们向赫列斯塔科夫陈述说,市长把士兵安置在他们家里,夺走了他们赖以糊口的面包。他们形容这种负担严重到足以威胁生计。因此,他们的申诉并非只在抱怨一名官员态度无礼,而是指出他的要求给那些必须供养和安置受其管辖之人带来的实际代价。
他们还讲述了个人所受的羞辱。据他们说,市长揪住一名商人的胡子,骂他是鞑靼人。商人们坚持说自己遵守了法律和规章,并将已经供给市长家中的物品与额外勒索区分开来。他们说,他们并不反对提供市长的妻子和女儿做衣服所需的东西,但这仍不能让他满足。据代表他们发言的商人说,市长走进店铺,挑中任何看上眼的东西,就命人把货物送到他家。这个例子十分具体——一块布,商人估计将近四十码长。从强迫他们安置士兵,到遭受侮辱,再到被索取家用物品,这一连串事情表明,申诉将经济损失与无从拒绝的屈辱联系在了一起。
赫列斯塔科夫听后称市长是个骗子。这番回应让商人们有机会陈述,但剧中没有证据表明此事促成了调查或赔偿。他们向自己认作钦差的人揭露了市长的行为;然而,单凭证词并不能改变小镇的权力格局。
申诉与报复
安东·安东诺维奇曾设想,自己与赫列斯塔科夫的交情或许能帮助他升官,甚至做到将军;此后,商人们再次登场。舞台说明指出,接下来一场戏中出现的仍是同一群人和商人们。市长先以慈父般的口吻欢迎他们,随即便指责他们告了自己的状。他表面上的热情立刻化为辱骂——他骂他们是骗子和海盗,质问他们是不是想把自己送进监狱,还咒骂他们。
这场冲突使先前的请愿成了遭到报复而非得到补救的缘由。市长没有回应有关士兵、侮辱或布匹的指控,而是把提出申诉本身视作对他的冒犯。安娜斥责他说话难听,但在现有场景中,商人们的脆弱处境并未得到解决。他幻想自己升迁,与他攻击申诉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获得更高地位的前景并没有让他对治下百姓更负责任。
叙事与社会意义
商人们通过日常交易和具体损失,使腐败变得清晰可见。要求商人安置士兵、从店里拿走一件衣料,以及索取市长家人所需的物品,都表明官方权力如何渗入商业生活。剧中将这些证词与有关秩序的行政说辞,以及市长确保无人报告不满的做法并置。因此,商人们揭示了安抚公众的表象背后的运作机制——信息受到控制,服从受到强求,而举报滥权的人则可能遭到威胁。
剧作开篇的讨论指出,这部作品的讽刺不仅针对个人的不端行为,也指向滋生并庇护这些行为的制度,同时也提到果戈理着重揭露个别人物的道德面貌。商人们的场景使这层张力变得具体可感。他们指控的是一位市长的行为,但市长对他们的货物、他们接近官员的机会以及他们申诉自由的控制,使这些行为具有了制度性的力量。他们的戏份虽然短暂,证词却构成了剧中最鲜明的对照之一——官方权力如何描述自身,以及镇民实际感受到的权力,二者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