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经历的战争时期

战争既是叙述者经历的集体暴力，也是对日常生活的持续干扰。其主要变化是从茫然暴露于战争之中转向明确拒绝——叙述者遭遇战时权威与爱国主义言辞，逐渐无法再把危险视为遥远之事，并将这段经历带入此后的回忆、遭遇与不眠之夜。

逼近与暴露

起初，战争正在逼近，叙述者却没有意识到它近在眼前。与阿瑟的一场谈话以和解告终，与此同时，叙述者隐约觉得自己的心智出了问题；他因小费而被视为吝啬所产生的即时不快，与那场他尚且无法理解的更大危机并存。叙述者以船舱下方的人为喻——他们在船主享受露天生活时划桨劳作。这一正在显现的冲突因此带有阶级意味——承担劳动的人也正是被征召参战的人，而回报与言辞则属于他人。

暴露于前线，使叙述者恐惧的尺度发生变化。他看见一名似乎无法想象自己会死的上校，并设想双方有数不尽的同样无所畏惧之人。他们表面上的英勇让战争显得仿佛能够无限延续。叙述者将自己的经历描述为初次面对恐怖——从平民生活中曾无法想象的事，如今显现为一场通向集体杀戮的人群运动。他的转变并非走向接受战争或英勇决心，而是开始看清军事目的言辞所掩盖的危险与疯狂。

爱国主义与抵抗

战时权威将爱国主义言辞变成要求服从的命令。在一场关于什么最能促使精英采取利他行动的制度性辩论中，一位教授指出，爱国主义与荣誉是决定性的理想，并声称士兵初次面对炮火时便会抛弃自我保全。叙述者后来对恐惧的讲述与这一教条相矛盾。在医院里，他的同伴受到监视与评估，因为他们可能会被送回前线；即使工作人员避免直接谈论死亡，文书、身份牌与官方防范措施仍清楚表明，他们未来可能再次被用于军事行动。

叙述者拒绝接受必须以爱国信念战胜恐惧的要求。当他告诉萝拉，自己不想被火化，因为仍想保留哪怕极其渺茫的复生可能时，她称他为懦夫。他接受这一称呼，却明确表明自己的拒绝——他拒绝战争及其战士，并非只是在哀悼战争或听天由命。他给出的理由直截了当——他不想死。这场对话使他的恐惧成为与公众多数相悖的立场，而非他试图伪装成勇敢的缺陷。

创伤、机构与日常生活

叙述者的恐惧所造成的影响并未止于前线。他陷入谵妄后，被当作可能惹事或丧失能力的士兵对待。有人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枪毙他；另一些人则认定他确实精神失常，想把他关押到战争结束。权威最终将他置于监视之下。他与其他伤兵被安置在伊西莱穆利诺一所改作临时住所的中学里，工作人员监视着他们，并试图通过劝说或强迫，迫使他们承认自己适合为爱国事业效力。这一事件使理智问题变成一场围绕定义权的争夺——继续战争的人声称自己正常，而恐惧使他无法参与战争的人却遭到审视。

战争对日常生活与此后的工作的影响也逐渐显现。战时的巴黎，一幕发生在射击场的婚礼场景令叙述者不安；他与萝拉沿皇家大道走向圣克卢时，仍执着地想着那些彩绘靶子，并说自己也正遭到射击。在杜瓦尔餐馆里，食客在他看来像是在等待炮火的人。后来，他在处理一名年轻女子的医疗急症时，将眼前的血与战争中上校的致命伤相提并论。这一回忆并未改变眼下的任务，却显露出战争意象如何进入叙述者对平民苦难的感知。

重现与余波

叙述者离开战争，并未使战争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在纽约，他独自待在一间小旅馆房间里，经过的高架列车令他不安——列车反复穿行于城市之中，成了一个强大而颠簸的机器意象。这一场景并未被明确说成战斗的直接回忆，却属于叙述者持续感受恐惧与疏离的模式。

后来，叙述者再次见到罗宾逊，恰逢不安重现、睡眠状况恶化。他把这次遭遇与一个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的噩梦复现联系起来，并说自己似乎又要病倒了。在之后一段失眠时期，他想象亨鲁耶老太太坠入木乃伊墓穴后可能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恐惧在身体中升起，使他在黑暗中来回踱步，直至天亮。他形容自己已经失去在人群中安睡所需的信任。这些后来的经历并非只是在重述战争，而是展现叙述者当下如何一次次受到危险、记忆与预感的扰乱。

因此，在叙事中，战争不只是一个有明确起止的军事事件。它让叙述者最直接地面对有组织的暴力，使为暴力辩护的理想失去可信性，并使他长期易受恐惧侵扰。战争的余响将公共灾难与私人身体、看似平常的生活联系起来，却没有提供一条从战时经历通往安全的明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