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隆主义(正义主义)

门格勒的消失

庇隆主义(正义主义)既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承诺,也是巩固权力的手段。在胡安·庇隆和埃娃·庇隆领导下,它将面向工人的改革和国家独立同以领袖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同时压制不受其控制的制度与异议。书中叙述强调了其人民解放话语与以其名义建立的强制性秩序之间的张力。

形成与政治承诺

到1946年,胡安·庇隆和埃娃·庇隆已成为阿根廷的主导政治人物,获得教会、军方、民族主义者和劳动人民的支持。胡安·庇隆宣布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推动审美与工业革命,承诺结束屈辱与依附,为阿根廷开启新局面。该运动将其纲领描述为确保国家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途径,而不只是一次政府更迭。

胡安·庇隆早年在国外的经历帮助塑造了这一抱负。他在罗马担任武官期间,研究了法西斯理论与战争;他也曾访问德国、阅读希特勒的著作,并钦佩该国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体制。在他后来对世界政治的阐释中,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代表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是他对那个时期的解读,而非中立的描述——他将轴心国视为一股正在兴起的第三方力量,并设想阿根廷在其战败后接替其位置。

社会改革与埃娃·庇隆的公共角色

胡安·庇隆通过国家干预和面向工人的政策,挑战阿根廷农业寡头的特权。他担任福利部长时向工人提供福利;担任总统后,他加强公共服务,并与阿根廷总工会合作,将全国工会纳入国家机构。他的政府集中管理并将铁路、电话网络及其他由外国利益集团掌控的战略部门收归国有。这些措施将经济独立同一种政治主张联系起来,即国家能够代表劳动人民发声。

埃娃·庇隆赋予这一主张极为醒目的公共形式。她接见工会代表,访问医院和工厂,为道路路段举行启用仪式,并分发假牙、缝纫机等实用物品。她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援助贫困和弱势群体;她的巡访与公开露面则将运动的信息传递给欢呼的人群。1947年,在她所谓的彩虹之旅中,她受到教皇和各国元首接见。她的工作使福利、盛大场面和个人崇敬成为同一政治形象的一部分。

1951年8月22日,这一形象经受了戏剧性的考验——数十万人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宽阔的大道上,等待这对夫妇宣布参选。阿根廷总工会主席请求埃娃·庇隆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她则请求一些时间考虑答复。人群催促她立即决定;她最终承诺当晚通过广播公布决定。这一事件表明,群众参与能够使领袖与支持者建立直接而情感强烈的联系,同时也会在公众面前给领袖施加巨大压力。

群众动员与威权统治

书中将该运动的群众号召力与其对公共生活日益收紧的控制并置。其政府清洗大学、新闻界以及法律和行政体系,并扩大秘密情报机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失去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图书馆的职位,改派去检查家禽和兔子。书中对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个以人民名义发声的政治事业,也压缩了独立机构和公开异议的空间。

胡安·庇隆寻求在1951年连任时,政权的威权转向尤为明显。诽谤当局遭到禁止;报纸受到审查,《拉普伦萨报》被关闭、没收,并改造成阿根廷总工会的宣传工具。军方人员数量翻倍,宣传力度加大,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一些国会议员则前往蒙得维的亚避难。与此同时,埃娃·庇隆基金会的预算增加了十倍,她依然是公众狂热拥戴的焦点。因此,在这一叙述中,改革与镇压并非彼此分离的阶段——二者都在同一政治秩序中运作。

国家学说与第三立场

胡安·庇隆将历史描述为彼此矛盾的人类欲望之间的斗争。在他的比喻中,人是半人半兽的半人马,追寻某种乐园;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使个人受到削弱,前者通过剥削,后者则通过奴役。他认为庇隆主义能够超越这两种制度,调和个人与集体生活、肉体与灵魂、宗教理想与物质愿望。它所承诺的终点,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的、基督教的阿根廷。

这种综合赋予该运动一种广阔的自我定位。胡安·庇隆并不认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战败意味着他所联想到的政治可能性就此终结。他相信,美国和苏联可能会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彼此毁灭,使阿根廷有机会占据优势。他向数以千计的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敞开国门,其中包括士兵、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医生;他期望他们帮助建造水坝、导弹和核电站。因此,将阿根廷建设成超级大国的抱负,将国家独立学说同招募欧洲专家联系起来,其中也包括牵涉战败政权罪行的人。

遗产与政治矛盾

书中追溯了胡安·庇隆直接执政时期以外的后续影响。阿道夫·艾希曼被捕后,南美的纳粹逃亡者担心自己也会遭到抓捕。这次绑架使阿根廷蒙受羞辱,并令其承受压力,必须证明自己并非纳粹避难所。书中还指出了一个对照——早期庇隆主义政府和军政府对纳粹分子较为宽纵,而后来则开始依法追捕逃亡者。1959年,一名西德检察官对约瑟夫·门格勒签发逮捕令;之后追查他的行动却遭遇程序拖延和巴拉圭方面的庇护。

庇隆主义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性,源于其双重特征。它动员工人、挑战根深蒂固的特权,并将福利与国家所有制确立为核心政治承诺;它也集中权力、限制异议,并构成战后环境的一部分,使纳粹逃亡者得以找到机会。因此,其社会与国家复兴的话语可以与排斥和强制并存。书中让这一矛盾保持清晰可见,而没有将其归结为单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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