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哈德网络的伪造护照

项塔兰

卡德尔拜网络的伪造护照是伪造的旅行证件,其制作与流通将犯罪获利同逃离迫害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参与交易的人称这些护照为“本子”;它们并非只是经过修改的文件——每本护照都必须具备可信的身份和旅行记录,经得起海关和航空公司的审查,并服务于一位离境理由可能从经济困境到政治危险不等的客户。该网络的生意将这种矛盾具体呈现出来——卖给权势人物、有时甚至是杀人者的证件,帮助资助难民逃离;而伪造文件也使林得以建立新的身份,并协助他人申请庇护。

制作工艺

在阿卜杜勒·加尼的护照作坊里,克里希纳和维卢被介绍为技艺极为高超的斯里兰卡伪造者。他们的工作结合了细致检查与精细改动。克里希纳在灯箱前研究真实护照页面上的水印和隐藏图案,以便重现这些效果。林观察两人工作,并了解到一本足以乱真的护照,不只是替换照片或更改姓名那么简单。伪造品还必须重现官方处理留下的物理痕迹。

两人处理用过的护照,也处理稀有的空白原件。用过的护照通过扒手、遗失护照的游客以及愿意出售护照的外国瘾君子流入该网络。空白护照则来自领事馆、大使馆和移民部门的腐败官员;这类文件一旦进入卡德尔拜的势力范围,无论价格多高,都会被买下。一个防火保险箱里存放着来自加拿大、英国、德国、葡萄牙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未使用护照。

改动方式从更换照片到仿造重型印章留下的压痕不等,甚至会用钩针来模仿。伪造者可能拆开装订处并更换若干组页面,用化学溶剂擦除或改动日期和印章,再从一本大型目录中挑选墨水添加新信息。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让每个细节单独看来都合情合理,还要制作出经得起常规检查的文件。林了解到,有些改动能躲过专家审查,而最出色的作品既依赖伪造者的艺术判断,也依赖技术上的准确性。

筛查与流通

只有在护照本身不会暴露新持有人时,伪造身份才有用。因此,阿卜杜勒·加尼会对每本收购来的护照进行两轮检查。首先,孟买国际机场的一名海关官员会将护照的原籍国、号码和原始姓名与电脑记录进行比对。若护照原持有人因犯罪遭通缉、涉嫌参与毒品或军火交易,或与安全部门关注的人物或事业有关联,该护照就可能被标记。此类护照不得在海外出售,也不得交给该网络的信使使用。

被标记的护照不一定会被丢弃。其页面可以拆下,用来修补另一本护照;它也可能仍能满足印度某些酒店的登记要求,因为这些酒店不会仔细核对住客与照片是否相符。它不能安全地将持有人带出国境,却可以帮助外国人以假身份在印度境内活动。未被标记的护照还要接受第二轮检查,与各大航空公司维护的名单进行比对;姓名可能因欺诈交易或扰乱秩序等原因被标记。只有通过两道筛查的护照,才会出售供国际旅行使用,或交给卡德尔的信使;收购来的护照中,合格者不到一半。

客户群体的处境截然不同。经济难民会凑出所剩无几的家庭或社区积蓄,将选定的一人送往国外,往往期望此人工作并最终帮助其他人踏上同样的旅程。他们支付的护照费用为五千至两万五千美元,卡德尔拜网络每年签发约一百本这类护照。政治难民支付得更多,费用在一万至五万美元之间,因为逃离战争和冲突风险更高,也更为迫切。该网络还服务于将军、雇佣兵、挪用公款的官员,以及被指控谋杀的审讯人员。出售时不对这些客户进行道德审查,是这门生意道德张力的一部分,而非其运作中的例外。

林的训练与双重换牌偷渡法

林连续一周每天都去找克里希纳和维卢,有时一连观察他们工作、提问十个小时。他想获得这门技艺所能带来的行动自由和安全保障。两人教他技术流程,但他也认识到其中的局限——他们能在伪造页面上添入那些使其足以乱真的细微不规则之处,这种本领无法仅靠教学传授。他在编造能使护照记录前后一致的经历方面更为擅长。他利用航空公司飞行记录簿、航班时刻表、抵达时间和其他记录,将出入境信息串成可信的行程,抹去签证逾期的证据,并添上新的印度签证和入境章。

林首先用自己的伪造护照尝试双重换牌偷渡法。这种办法用于帮助无法取得所需签证的伊朗和阿富汗难民登上国际航班。他用假签证购买国际机票,凭借自己衣着体面这一点,利用了他所受到的粗略审查。与此同时,一名难民购买同一架飞机的国内航班机票。登机后,两人交换登机牌——到德里时,林拿着国内航班的登机牌下机,而难民则拿着国际航班的登机牌继续前往选定的海外目的地。难民随后可以声明有意申请庇护,并进入接收国的审查程序。林在酒店住一晚后,再沿相反方向重复这一行程。这套办法帮助数百名伊朗和阿富汗医生、工程师、建筑师、学者及诗人抵达可以申请庇护的国家。

每次实施双重换牌偷渡法,林都会得到三千美元;有一段时间,他每月进行两次这样的行程。连续三个月乘坐国内航班往返孟买与德里、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之后,阿卜杜勒·加尼派他执行一次国际信使任务。林携带十本护照,由克里希纳和维卢根据从林遭遇枪击的金沙萨寄来的持照人照片制作。他将护照装进塑料袋封好,用胶带把它们固定在三层衣物下面,再带往扎伊尔。这次任务表明,护照生意涉及的环境危机四伏——一次递送失败就可能使林遭到逮捕;这些文件不仅是难民的工具,也是经由政治局势危险之地运送的违禁品。

利润、救援与矛盾

该网络的收入揭示了这门生意的规模。卖给富有权势客户的护照每年带来约两百万美元的利润。阿卜杜勒·加尼接受这笔钱时,对其来源并无道德顾虑,但在如何花用这笔钱上却抱有宗教迷信——全部利润都流向卡德尔拜援助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伊朗和阿富汗难民的计划。每卖出一本给军阀或其同伙的护照,所得就能资助另外五十本护照、身份证或旅行证件,供难民使用。这种安排把一些暴力受益者支付的费用,转化为对那些因此陷入绝境者的实际援助。

这种重新分配并没有让这门生意变得毫无矛盾。同一个作坊既为逃离者制作身份,也支持在非法经济中活动的信使和客户;同一套体系既帮助难民前往可以申请庇护的国家,也向从冲突中获利的权势人物提供文件。这些护照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的双重用途。它们是精心拼合而成、足以跨越边境的人生凭据,但其价值依赖于一个愿意服务于相互矛盾目的的网络,也依赖克里希纳、维卢和林这类人的技艺,使虚构的经历经得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