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与艾伦·潘伯恩：合作调查斯塔克

萨德·博蒙特与艾伦·潘伯恩的关系，从调查人员怀疑一名谋杀嫌疑人，逐步发展为共同对抗乔治·斯塔克的临时伙伴关系。他们的结盟并非立刻形成，也不是建立在轻易得来的确定性之上，而是在争论、仔细审视物证，以及潘伯恩决定倾听萨德看似不可能的解释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随着案件发展到超出常规调查的范围，潘伯恩成了萨德可以求助的人，也是最愿意检验证据、而不假装预先理解一切的警官。

从怀疑到交谈

潘伯恩初次质问萨德时，萨德既困惑又愤怒，因为对方把他当成罪犯。他坚称自己什么也没做，并指出警长远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他的愤怒并未解决疑问，却揭示了两人之间的隔阂——潘伯恩以调查人员的身份到来，萨德则觉得自己遭到指控，却没人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潘伯恩解释了将萨德与霍默·加马什遇害案联系起来的证据后，两人之间的隔阂开始缩小。霍默于6月1日凌晨一点至三点之间被人用自己的假肢杀害。他的皮卡车被发现在纽约州边界附近康涅狄格州的一处公路休息站，调查人员提取到数枚被认定属于凶手的清晰指纹，其中一枚血指纹留在后视镜上。指纹经过处理后，与萨德的服役记录相符。这些证据为潘伯恩调查萨德提供了具体理由，尽管指纹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方式仍留下疑问。

萨德除了否认指控，还设想了一种侦探小说情节可能会提出的解释——一对长相相同的双胞胎，其中一人可以参加聚会、代替萨德露面，同时萨德在别处实施谋杀。他设想了这套假说中经过卡斯尔罗克、康涅狄格州、纽约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路线，随后又否定了这种解释，因为它需要一场复杂的骗局。潘伯恩承认自己也想过类似可能，但并未把它当作定论。两人都借用犯罪小说的惯例来检验一种可能，同时也意识到这个想象中的解答无法解释案件的实际证据。

证据、疑虑与暂时的情谊

萨德问道，如果有人想栽赃给他，为什么要留下如此显眼的指纹，两人的谈话因此更具合作意味。他指出，指纹鉴定需要达到最低数量的比对点；潘伯恩说，缅因州的标准是六处完美比对。萨德的问题使他们不再只关注指纹相符这一事实，而开始审视指纹出现的情境和质量。他没有声称自己已经解开了谜团，只是请潘伯恩考虑，这些表面上的证据本身是否可能有问题。

潘伯恩愿意考虑这个问题，既基于他对萨德表现的判断，也基于案件本身。他告诉萨德，萨德给他的印象是真诚的，并解释说，根据他的经验，能令人信服的说谎者很少。他并未放弃警方程序——他说，调查的做法是不断检验一种可能，直到它站不住脚为止；他也预期，核查出生记录会证实他已经怀疑的事情。然而，他没有仅仅因为证据指向萨德，就把萨德当成说谎者。这一区别使调查能够继续接受反证，同时也避免潘伯恩轻信他人。

谈话最终因笑声而变得轻松。莉兹打了萨德之后，啤酒洒到了潘伯恩的裤子上；萨德开玩笑说他们有尿布，三人一同笑了起来。这一刻没有消除指控，也没有解决案件，却改变了两人之间的气氛。叙述指出，他们至少暂时成了朋友，这是相较最初对峙中的敌意而言，虽小却重要的转变。

超出寻常的案件

潘伯恩提出的问题也显露出两人都无法解释的限度。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为了一个笔名而诉诸谋杀，尤其是在秘密已经曝光之后。萨德只能说，如果这些杀戮与他或以乔治·斯塔克名义出版的小说有关，他不知道谁是凶手，也不知道其动机。潘伯恩的困惑体现出一种反差——一个文学身份看似微不足道，罪行却日益严重。

离开之前，潘伯恩透露了弗雷德里克·克劳森案中一项暂未公开的细节。华盛顿警方没有向公众公开一件物证，以此区分真正知情者与虚假认罪者——克劳森公寓墙上有一句用受害者的血写下的话。这句话是“麻雀又在飞了”。萨德迟疑片刻，才说这句话对他毫无意义。潘伯恩分享了通常会被警方保留的证据，让萨德和莉兹可以直接检验这条线索是否与他们私下掌握的情况有关；这场交流也使警长参与到一项远比常规嫌疑人问询复杂的调查中。

求助电话与斯塔克理论

后来，萨德担心米丽娅姆·考利可能身处险境，便考虑该联系谁，最后决定找潘伯恩。他没有直接打给纽约市警察局，因为警方的问话可能耽误回应；潘伯恩则可以通过一名同僚通知纽约当局。起初，萨德没有详述自己的失忆、麻雀叫声和斯塔克，只专注于米丽娅姆眼下的安危。潘伯恩接电话后，萨德的恐慌缓和下来；他说明米丽娅姆是自己经纪人的前妻，并解释她可能急需帮助。

当潘伯恩察觉萨德有所隐瞒时，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他注意到，萨德已从讨论凶手可能自以为是乔治·斯塔克，转而把这一点当作事实陈述，而且萨德还提到脚印作为佐证。潘伯恩请他解释这番推断。萨德怀疑潘伯恩会相信他，因为那些失忆、手稿上的字、无法解释的痕迹，以及他无法转化为常规证据的梦，都难以令人信服。潘伯恩回答说，他愿意听萨德讲讲，而不是声称这番说法已经合乎情理。这种意愿十分重要——萨德谈话的对象不再只是那个曾经来逮捕他的警官，而是一个愿意先听完整个叙述、再判断其含义的人。

萨德指出斯塔克就是这些谋杀案的幕后之人时，潘伯恩起初面对的是一种看似不可能的解释。尽管如此，他仍考虑萨德和莉兹为何要编造这种故事，并指出他们看起来并非有意说谎。莉兹警告说，斯塔克可能会继续杀人，直到完成名单上的目标；她认为名单上可能包括她、萨德和他们的孩子。潘伯恩让萨德继续说下去。两人的变化并非从怀疑走向确信，而是从排斥这种可能性，转为在实际需要之下认真对待它。

压力之下的结盟

潘伯恩继续检验信息，并未仅凭断言就接受超自然解释。后来出现的证据中，有一条由“毛茸茸”·马丁报告的短语；潘伯恩相信这份报告，却告诉自己它并不能证明任何超自然之事。然而，他无法将其他线索彼此割裂——语音指纹比对结果、指纹，以及早前关于数百只麻雀撞击卑尔根菲尔德县医院窗户的报告。这些证据动摇了他对常规解释的信心，却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替代解释。

这段关系的意义在于两人有节制地面对不确定性。萨德提供了无法简化为警方档案内容的个人叙述；潘伯恩则凭借调查权力坚持检验细节，包括那些看似支持或削弱萨德说法的细节。两人的关系仍属暂时性，是在危险之中建立起来的，并未通过彻底消除疑问而确立。然而，当萨德需要有人迅速采取行动时，他会打电话给潘伯恩；当潘伯恩面对超出常规程序的叙述时，他会倾听，并继续检验能够检验的部分。随着证据开始超出两人最初因之相识的范畴，他们的结盟使合作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