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

1922年是萨姆·斯佩德为弗利特克拉夫特故事开端确定的年份——一根坠落的梁柱险些夺去查尔斯·皮尔斯·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性命，震惊之下，他抛下家人和熟悉的生活。多年后，布里吉德·奥肖内西等待乔尔·凯罗时，斯佩德讲起了这段往事。一个失踪之人对偶然事件的反应，间接构成了理解布里吉德身边种种不确定性的框架。

年份与讲述缘由

斯佩德以鲜明的对照引出这则轶事：“嗯，那是在1922年。1927年，我在西雅图一家大型侦探事务所工作。”到了后一个年份，弗利特克拉夫特夫人请事务所调查一则消息——有人在斯波坎见到一个与她失踪的丈夫相似的人。斯佩德前往当地，确认那人就是弗利特克拉夫特；他如今以自己的名字和中间名查尔斯·皮尔斯生活。因此，这两个年份区分了最初的失踪，以及斯佩德后来与这个失踪之人的相遇。

这段讲述并非脱离当下的回忆。斯佩德给乔尔·凯罗打了电话，告诉他布里吉德想见他；两人等凯罗到来时，斯佩德向布里吉德讲起自己早年办理弗利特克拉夫特案的经历。这则故事出现在此处，有其当下的作用——它举出一个突然离开既有生活的人，却没有把这个例子直接当作布里吉德自身行为的解释。

事故与生活的断裂

1922年，弗利特克拉夫特正要去吃午饭，一根梁柱从一幢正在施工的办公楼坠下，落了八九层，砸在他身旁的人行道上。梁柱没有击中他，却把路面砸出缺口，一块碎片飞来擦过他的脸颊，削去一片皮肤。斯佩德后来见到他时，那道伤疤仍在；弗利特克拉夫特讲述此事时，几乎带着亲昵地用手指摩挲伤疤。这道留存的印记让那次随机的死里逃生成为切身的提醒，而不只是抽象的想法。

弗利特克拉夫特曾是个好公民、好丈夫和好父亲，生活在他认为清正、有序、负责任的世界里。那根梁柱让他明白，死亡可能随机降临，甚至就在从办公室走去餐馆的寻常路上。最令他不安的并不只是危险有失公允。他得出结论，自己对生活所作的理性安排，使他与受偶然支配的世界格格不入；他认为，在适应这一发现之前，自己无法获得安宁。

离去与回归日常生活

弗利特克拉夫特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一次随机改变——那天下午他离开家，先去了西雅图，随后乘船前往旧金山。斯佩德解释说，他爱自己的家人，但认为自己已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保障，而且自己的离去不会因为这份感情而让他们痛苦。他并非因为明言的不满或外在的强迫而离开；他把离去视为适应自己对人生新认识所必需的改变。

漫游了几年之后，弗利特克拉夫特又回到太平洋西北地区，在斯波坎定居。他在那里经营汽车生意，年净收入为两万或两万五千美元；他有妻子和一个幼子，并在郊区有一栋住宅。他的日子再次呈现出熟悉的轮廓——在适合打球的季节，他通常下午四点以后便出门打高尔夫。他的第二任妻子长相不像第一任，但斯佩德说，两人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都有打高尔夫、打桥牌和尝试新沙拉食谱的习惯。他逃离日常生活，最终却过上了与自己离开的生活极为相似的日子。

适应与1922年的意义

弗利特克拉夫特并不因抛下第一任妻儿而感到内疚，并认为自己的决定合乎情理，尽管他怀疑自己能否把其中道理向斯佩德讲清楚。他的第一任妻子并不认为他的说法合乎情理；她觉得他的行为愚蠢，而且既不想闹出丑闻，也不想让丈夫回来，于是悄悄与他离了婚。斯佩德说，结果对每个人都合适，同时保留了弗利特克拉夫特本人的解释与第一任妻子对其所作所为的判断之间的差别。

这段回忆以一种反向重演最初变故的适应过程收尾。弗利特克拉夫特适应了梁柱可能坠落的事实；后来梁柱没有再坠落，他又适应了它们不再坠落，并且似乎没有察觉，便回到了自己逃离的那种井然有序的生活轨道上。斯佩德的讲述由此赋予1922年以特殊意义——这一年标志着改变弗利特克拉夫特生活的震惊，也标志着一场无法永远使他摆脱日常习惯的变化的开端。与布里吉德对东方、香港以及她与追逐黑猎鹰之人的交往所作的谨慎交代并置，这段往事提供的是关于突然离去和解释不全的平行例子，而非证明她的动机与弗利特克拉夫特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