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riot对马匹工作的恐惧

詹姆斯·赫里奥特对马匹工作的恐惧，并不只是害怕受伤——他一边从事危险工作，一边相信自己缺乏真正骑手身上那种马匹能够认可的本能威信，这让他倍感煎熬。季节性阉割工作使这种不安成为常态；一匹巨大的种马则让不安化为数周的恐惧、一次痛苦的踢伤，以及詹姆斯·赫里奥特对待马匹工作的方式意外发生的改变。

季节性工作及其风险

随着春季推进，产驹工作逐渐让位于阉割一岁雄驹，工作量有时可达一百匹。詹姆斯·赫里奥特不喜欢这项手术，它给当年春季和此后许多个春季蒙上了阴影。较旧的做法是将雄驹放倒并捆绑起来；这套费力的程序会把动物完全固定，让兽医能够专心手术。等到詹姆斯·赫里奥特取得资格时，站立阉割已越来越普遍——先在上唇夹上鼻钳，再给每侧睾丸注射局部麻醉剂，随后不放倒雄驹便开始手术。这种做法更快，但兽医和助手面临的危险大大增加。

即使在詹姆斯·赫里奥特遇到自己棘手的病例之前，这种新方法的危险就已显而易见。当地农场主肯尼·布莱特自认思想先进，他带着法利少校向一群农场主示范站立阉割。布莱特握着鼻钳时，雄驹突然扬起前身；专科兽医正用消毒剂擦拭它的阴囊，它却抬起一只前蹄，踩在布莱特头上。布莱特被放在一扇门板上抬走，头骨骨折，并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农场主们为这起事故笑谈了好几个星期，但这并未让他们打消念头——站立阉割仍在逐渐普及。随着这种做法推广，速度和风险成了詹姆斯·赫里奥特早已畏惧的工作中密不可分的特点。

詹姆斯·赫里奥特自认不是怎样的骑手

这类工作有时十分顺利，有时又会暴烈得难以预料。詹姆斯·赫里奥特估计，十次工作中有九次会很轻松，而第十次可能变成一场牛仔竞技——雄驹可能踢人、把自己压到工人身上，或者干脆发狂。这种不确定性使他在阉割工作日的早晨格外紧张，尽管大多数病例都进行得很顺利。只要想到可能遇上那种特殊情况，普通病例也足以蒙上阴影。

詹姆斯·赫里奥特认为，自己的忐忑部分源于一种根本性的局限。他相信自己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骑手——那种能够安抚并使动物平静下来、在精神上驾驭它的人。在他看来，这种能力要么与生俱来，要么在幼年时养成；到了二十多岁再培养，已经太迟。他将这项本领与兽医知识区分开来。他相信自己能高效地治疗病马，但不会把临床能力与另一种能力混为一谈——赢得马匹信任或使其服从的本领。

这种区分也凸显了马与牛之间的差异。詹姆斯·赫里奥特看来，牛或许不论由谁牵引都会踢人；马却似乎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行家。马匹具有这种辨识能力，让詹姆斯·赫里奥特觉得自己不仅面临危险，也在接受评判。阉割工作日的早晨，他开车出门时，器械在后座的搪瓷托盘里叮当作响；他一路琢磨雄驹会不会暴躁，体型有多大。同事们更喜欢两岁的雄驹，说它们更容易抓牢。詹姆斯·赫里奥特没有这样的把握，宁愿挑尽可能小的动物。

种马成了迟迟未完成的工作

阉割季节最忙的时候，西格弗里德·法农又给詹姆斯·赫里奥特安排了一项工作——去白十字的威尔金森家给一匹马切除肿瘤。詹姆斯·赫里奥特煮好了手术刀、肿瘤匙和注射器，并把它们与局部麻醉剂、碘酒和破伤风抗毒素放在一起。检查后，手术看起来很简单。肿瘤垂在马腹下，约有一个板球那么大，表面呈小菜花般的分叶状，根部也足够细，用肿瘤匙切除似乎并不困难。

然而，马本身改变了整个局面。詹姆斯·赫里奥特认为它的体重肯定超过一吨；要注射局部麻醉剂，只能钻到它宽阔的腹部下面，在它的蹄子够得着的范围内操作。技术难题不大，把自己置于马身旁的危险却不小。约诊之后，詹姆斯·赫里奥特匆忙回到车上，开车离开。西格弗里德·法农惊讶于当时竟没有人在场，便叫他打电话另约时间。事情仍未解决，而拖延也没有让它从他心头消退。

接下来几个星期里，那匹种马反复闯入詹姆斯·赫里奥特的梦境，鼻孔张大，鬃毛飞扬。他开始在凌晨五点突然醒来，在脑中演练手术；通常一个早晨还没吃早饭，他已经设想自己切下肿瘤二十次。他试图说服自己约好时间，把工作做完，同时又琢磨自己是不是在等肿瘤自行脱落、缩小消失，或者等马死去。西格弗里德·法农很擅长对付马匹，本可以接手；但詹姆斯·赫里奥特信心太低，若把工作转交给他，只会让那种失败感变得更强烈。

踢伤及其后续

詹姆斯·赫里奥特再次回去时，种马冲破马厩门，闯进院子，两个人被缰绳拖在它身后。他们费力把它引到谷仓墙边，其中一人把鼻钳套在它的上唇并收紧，另一人则握住缰绳。詹姆斯·赫里奥特把可卡因吸入注射器，看着澄清的液体升至七、八，继而十毫升。他想，只要能把针打进去，后面的事就容易了；他的双手正在发抖。

他走近马匹时，感觉自己仿佛正在观看一段电影，觉得那个朝马走去的人似乎并不完全是自己。他用手沿着马的颈部和侧腹摸到肿瘤，抓住肿块，并拉紧其根部的皮肤。当他把注射器凑近皮肤时，种马向后压低耳朵，发出警告般的嘶鸣。詹姆斯·赫里奥特把针猛地扎了进去。那一蹄来得太快，他甚至没看清——马蹄击中他右大腿内侧，把他踢得旋转着摔倒在地。起初他感到麻木；等他试着动弹时，疼痛沿着腿窜了上来。

伤势严重，但没有骨折。撞击处形成了巨大的血肿，后来整条腿都呈现出从橙色到黑色的各种颜色。詹姆斯·赫里奥特无法开车，便请威尔金森先生把种马关回马厩，并打电话让西格弗里德·法农来接他。然而，疼痛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反应——几周来，詹姆斯·赫里奥特第一次感到内心平静，对自己感到释然，也觉得自己冷静而掌控着局面。受伤当下的现实，取代了此前漫长而反复的预想。

对恐惧的衡量方式发生改变

两周后，詹姆斯·赫里奥特还一瘸一拐，他与西格弗里德·法农带着一大群助手再次前往。他们用绳索捆住种马，将它麻醉，然后切除了肿瘤。詹姆斯·赫里奥特的大腿肌肉留下一个凹陷，成为那一天的身体印记。工作完成了，但更重要的结果是他对马匹工作的反应发生了改变——他得出结论，恐惧比现实更可怕；此后，马匹不再那么令他烦恼。

这种改变有限，却意义重大。詹姆斯·赫里奥特并未声称自己已经成为骑手，或获得了他自认欠缺的本能掌控力。相反，这项令他恐惧的工作不再只是脑海中反复出现的设想，而成为一次真实的遭遇，伴随着受伤，也最终得以完成。他的叙述将脑海中设想的二十次手术，与一次真实手术相对照；又将大腿上留下的长久印记，与逐渐减轻的忧惧相对照。这段经历展现了专业能力如何与恐惧并存，也说明直面危险可能削弱它的威力，却无法抹去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