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
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化名卡塞蒂)的谋杀案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核心事件。当火车被困在南斯拉夫的雪中时,他在上锁的包厢内被刺十二刀,这起罪行迫使侦探赫尔克里·波洛调查伊斯坦布尔-加来卧铺车厢的乘客,最终揭示了一个与阿姆斯特朗绑架案有关的十二人共谋。
##发现与初步调查
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的尸体是在案发次日早晨被发现的,当时火车因雪堆在温科夫齐和布罗德之间停滞不前。卧铺车厢列车员皮埃尔·米歇尔在雷切特的贴身男仆爱德华·亨利·马斯特曼敲了几次门没有回应后,用钥匙打开了包厢。门从里面锁着并挂着链条,窗户大开着,雪正飘进来。尸体仰面躺着,睡衣上衣沾有锈色斑点,纽扣解开,向后敞开。检查尸体的康斯坦丁医生确定死亡发生在午夜至凌晨两点之间,受害者被刺了十二刀。伤口是随意而杂乱地造成的,有些无力而擦过,有些则用力刺穿坚硬的骨骼和肌肉带。列车长立即宣称:“是个女人干的,”而康斯坦丁医生则指出这起罪行“极不科学”。波洛被国际卧铺车公司董事布克先生召来,同意接手调查,并指出这个问题“让我很感兴趣”。
##受害者的身份与动机
波洛很快确定雷切特并非此人的真名。在包厢中发现的一张烧焦的纸片残片,由波洛用酒精灯和卷发钳取出,上面露出“小黛西·阿姆斯特朗成员”的字样。这使波洛认定雷切特就是卡塞蒂,即臭名昭著的阿姆斯特朗绑架案的幕后主谋。卡塞蒂绑架并杀害了三岁的黛西·阿姆斯特朗,她是阿姆斯特朗上校及其妻子索尼娅的女儿。这起罪行摧毁了整个家庭——怀孕的阿姆斯特朗太太早产下一个死胎后去世;阿姆斯特朗上校开枪自杀;一名被错误怀疑同谋的法国保姆苏珊从窗户跳下。卡塞蒂被捕,但因技术细节被无罪释放,他利用财富逃脱法律制裁并离开了美国。波洛得出结论,这起谋杀要么是敌对帮派所为,要么是私人复仇行为,而烧焦的纸条明确指向后者。
##证据与共谋
波洛询问了伊斯坦布尔-加来卧铺车厢的所有乘客。证据是一团矛盾的谎言。雷切特的秘书赫克托·麦奎因承认他不喜欢他的雇主,并“为他的死感到高兴”。贴身男仆马斯特曼声称自己牙痛,整晚都待在自己的包厢里。美国太太哈伯德太太坚称有一个男人进过她的包厢,并拿出一枚卧铺制服纽扣作为证据。瑞典女士格蕾塔·奥尔森承认她曾误开过雷切特的包厢门。俄罗斯贵族德拉戈米罗夫公主透露她是索尼娅·阿姆斯特朗的教母。安德雷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声称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英国军官阿巴思诺特上校为麦奎因提供了不在场证明。私家侦探塞勒斯·哈德曼声称雷切特雇他保护自己。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和德国女仆希尔德加德·施密特各自给出了他们的说法。波洛注意到这些证据是“完美的马赛克”,每个人都在为另一个人作证,并且犯罪现场有两个故意放置的线索——一根烟斗通条和一条绣有字母H的手帕。烟斗通条指向阿巴思诺特上校,他是火车上唯一抽烟斗的人;手帕指向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她的俄语教名以H开头。波洛还在希尔德加德·施密特的手提箱中发现了一件藏起来的卧铺制服,并在自己的行李中发现了一件猩红和服,这两件东西显然都是为了混淆调查。
##解答——十二人陪审团
波洛提出了两种解答。第一种是常规解释,涉及一名在布罗德下车的外部刺客,但很快被康斯坦丁医生认为不充分而驳回。第二种解答是波洛向聚集的乘客提出的,揭示了真相——谋杀是由十二人集体实施的复仇行为,他们都与阿姆斯特朗案有关。他们组成了一个自封的陪审团,当雷切特逃脱法律制裁时,他们判处他死刑。每个人通过哈伯德太太的包厢进入黑暗的包厢,刺了被下药的受害者一刀,这样没人知道哪一刀是致命伤。这十二名乘客是——赫克托·麦奎因(其父亲是阿姆斯特朗案的地方检察官)、阿巴思诺特上校(阿姆斯特朗上校最好的朋友)、马斯特曼(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前勤务兵)、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阿姆斯特朗家的司机)、格蕾塔·奥尔森(黛西的保姆)、玛丽·德本汉(阿姆斯特朗家的家庭教师)、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索尼娅·阿姆斯特朗的教母)、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索尼娅的妹妹海伦娜·戈登伯格)、安德雷尼伯爵(他代替妻子刺了一刀)、塞勒斯·哈德曼(他爱慕保姆苏珊)、希尔德加德·施密特(阿姆斯特朗家的厨师)和皮埃尔·米歇尔(苏珊的父亲)。哈伯德太太本人被揭露是琳达·阿登,著名女演员和索尼娅·阿姆斯特朗的母亲,她策划了整个计划。她坦白说:“我一直觉得自己适合演喜剧角色。”
##后续与意义
布克先生作为公司董事,接受了波洛的第一个虚假解答作为官方版本提交给南斯拉夫警方,康斯坦丁医生也表示同意,收回了之前医学上的建议。波洛于是“退出了此案”。雷切特的谋杀案不是传统的“谁干的”,而是一项关于集体正义的研究,侦探的角色从识别单个罪犯转变为揭露共谋。这起罪行是一场蓄意的、戏剧性的报复行为,被设计成看起来像外部作案,其解答取决于波洛认识到如此多与阿姆斯特朗案相关的人在同一列火车上的“不可能”巧合,实际上是一个设计。这起谋杀成为一个道德和法律上的悖论,不是由法律解决,而是由当局默许让共谋者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