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温德·阿查里亚
严肃的人阿尔温德·阿查里亚是一位声望卓著却好争辩的科学家,他在理论与研究所的权威建立在对自身科学信念毫不妥协的坚持之上。他竭力界定哪些研究值得得到机构支持,反对大爆炸理论和搜寻外星信号,并探究生命是否可能从太空抵达地球。气球任务使这一信念产生了实际影响——它让他接近一项历史性发现,随后却因他承认曾下令伪造研究结果而演变成丑闻。他的失势摧毁的不是他的好奇心,而是曾将好奇心包裹起来的公众声望,使他开始设想一种探究宇宙的新方式。
身份与科学信念
作为所长,阿查里亚的办公室位于理论与研究所走廊尽头,隔着前厅;他的秘书阿扬·马尼在前厅接待来访者并安排出入。这一场景让他的权威变得具体可见——阿查里亚既是一位拥有私人思想世界的科学家,也是掌握机构准入权的守门人,他的决定左右着哪些工作能够开展。他以判断强硬著称,其行事方式让同事拿不准他是在开玩笑、邀请辩论,还是下达最终裁决。
阿查里亚对大爆炸理论的反对,追溯至他智力巅峰时期,也就是气球任务相关事件发生前三十年左右。他认为,这一理论以带有宗教色彩的方式解释宇宙起源;与之相对,他主张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他的反对并非一时挑衅——他多年抨击这一理论,而作为其宿敌的声誉也成为他公众身份的一部分。关于引力坍缩的研究曾使许多人认为,如果他缓和反对立场,或许就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并未为了提高获奖机会而收敛立场。
阿查里亚很久以后向奥帕娜·戈什毛利克透露的一段童年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何他的公众生活始终笼罩着一种私人谜团。大约九岁时,他和家人步行去看马戏团的途中,突然鲜明地预感到一名侏儒会在演出中遭遇致命事故。之后发生的事正如他预见的那样。这段经历成了他带入成年生活的秘密,藏在科学权威和理性声望之后。在他后来回顾往事时,自己早年追寻数学真理的天赋,曾帮助他掩盖一段他难以解释的经历。
界定科学与争论搜寻地外智慧计划
阿查里亚最持久的机构冲突,是围绕巨耳射电望远镜阵列的使用与贾纳·南博德里展开的。南博德里敦促他允许射电天文学家搜寻智慧外星文明发出的信号,理由包括世界各地纷纷提出使用设备的请求、研究所天文学家的不满,以及潜在的设备使用费收入。阿查里亚拒绝了。他斥这种搜寻为人类将自身投射到外界——在他看来,科学家想象着足够像人类、能够制造无线电发射器的生物,而不是正视生命可能具有的多样性。他还认为,推动这一探索的是宣传效应,而非严肃的科学态度。
这场分歧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标准,用来判定何为值得开展的科学。阿查里亚坚持,研究人员应当追求他眼中的真正科学,而不该用巨耳射电望远镜阵列进行他认为毫无根据的搜寻。南博德里则回答说,即使数学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足以成为追寻真理的理由;希望在科学探究中也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冲突不只是关于设备或经费,更关乎谁有权将某个研究问题归类为科学、机构应当服务谁的好奇心,以及不确定性究竟是展开调查的理由,还是拒绝调查的理由。
在一次公开挑战阿查里亚立场的场合,南博德里提出更广泛的批评——阿查里亚屡次拒绝搜寻地外智慧计划研究人员使用巨耳射电望远镜阵列,并公开否定他们的工作。阿查里亚的反对已经成为一种机构权力的行使,而不只是私人的理论偏好。然而,他并不怀疑一切非同寻常的可能性。他相信微生物会从太空抵达地球,彗星或陨石携带的孢子可能在不同于地球的星球上播下生命的种子。他甚至承认,其他地方的生命可能呈现出超乎人类想象的形态。因此,他划定的界线并非传统主张与非同寻常主张之间的界线,而是他认为在思想上严肃的问题与他认为只是在重复人类预期的问题之间的界线。
气球任务与奥帕娜
气球任务让阿查里亚的信念有了具体的实验形式。一只高空气球将携带经过消毒的容器升至四十一公里高度,在那里采集空气;随后,这些容器将送到奥帕娜的实验室检查。阿查里亚期望通过实验检验这一高度是否存在生命物质,并支持他关于生命从太空抵达地球的观点。这个计划将他的宇宙观信念与特定仪器、一系列样本以及一支研究团队的工作联系起来。
阿查里亚在研究所年度讲座上发言两天后,地下实验室变成了活动中心。阿查里亚开始在九点前到达,身边跟着研究助理;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友也暂时回来提供帮助。他们的来访缓和了他的孤独——众人彼此拥抱,回忆早年在科学上的交锋,并使这个项目既成为一项实验,也成为同伴情谊的纽带。大家讨论任务名称时,阿查里亚也参与其中,先提议称它为“超人”,最后众人定名为“气球项目”。这一幕展现了因共同工作而活跃起来的他,而不只是那个奋力捍卫自己理论的人。
随着奥帕娜与阿查里亚的私人关系加深,她在项目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她协调工作,并在地下实验室研究材料;来访的同事离开后,她可以自由进出阿查里亚的办公室,两人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她也看到了他信念背后的强烈执着。在研究所年度讲座上,他提醒即将离去的研究学者,其中许多人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独立取得发现,但不应阻碍才智出众的人。随后他谈到气球任务,表达了自己确信微观生命正降落到地球上的观点。这番演讲和之后的实验室工作,使他的信念既成为一种思想立场,也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来源。
发现、丑闻与停职
十一月第一周,气球飞越海得拉巴时携带着四个采样器。其中三个送往波士顿和卡迪夫的实验室,剩下的一个送到理论与研究所。奥帕娜的团队和两位美国科学家在与研究所其他人员隔离的条件下检查了它。最初的发现似乎证实了阿查里亚的观点——据称,在人们原以为不存在细菌和真菌的高度发现了生命物质。阿查里亚默默接到消息,随后告诉媒体,人类一直以来都与外星生命共存。他关于生命可能来自太空的主张,似乎有了实验依据。
然而,在新闻发布会上,阿查里亚将生命源自外星描述为一个有若干事实支持的合理猜测,而非结论。他指出,很难解释这些物质如何到达如此高的高度,而来自失效卫星的污染可能性极低。有人问样本是否可能在实验室受到污染,他回答说,团队采取了防范措施,而且这些生物十分罕见,也难以培养。这些限定很重要——这项发现被作为支持某一假说的证据提出,而样本是否可靠,仍是决定证据能否承受其所承担分量的关键。
样本可靠性后来成了研究所内部调查的依据。奥帕娜在致印度国防部的信中表示,第一批结果显示不存在生命后,阿查里亚向她施压,要求她污染一个采样器,并编写一份支持所宣称发现的报告。她说,他以职业后果相威胁,逼她服从;她也承担自己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并提出辞职。这项指控使项目的核心物件——采样器——从可能承载外星生命痕迹的物品,变成了有关实验诚信争议的焦点。
调查的公开结果具有决定性。阿查里亚承认,他曾命令奥帕娜伪造研究结果,试图证明在四十一公里高空发现了生命。研究所还通报了气球任务经费遭到滥用,并称阿查里亚长期以来的行为使同事蒙受羞辱;通报提及他在地下室进行的其他活动,但未作具体说明。阿查里亚遭到停职,南博德里则成为代理所长。这个一度似乎让阿查里亚成为外星生命发现者的项目,最终反倒成为他职业生涯蒙羞的依据。
失势、重新审视与未定的未来
阿查里亚的危机与声誉丧失密不可分。审判结束后,他明白,自己的麻木并非头脑或精神的死亡,而是地位的毁灭——那位备受赞誉的科学家、未曾获奖的诺贝尔奖候选者、大爆炸理论的反对者以及外星生命的发现者。这些身份曾使他令人敬畏,却也将他困住。他意识到,自己的声誉曾帮助他掩藏那段无法解释的童年预感,也使他害怕一旦探究生命的意义或预定论,就会失去自己赢得的地位。
一旦失去这种地位,阿查里亚便设想自己可以自由追求另一种科学。他考虑不再只用粒子和力来解释宇宙,而是研究他所谓的“生命这场伟大的游戏”。他的问题转向日常选择——买一种蔬菜而不买另一种,或向左转而不向右转,这些决定是否也可能像恒星的诞生与死亡一样早已注定。他并没有把这一新方向说成一套已确立的理论或已经完成的研究计划。矛盾的是,正是他毕生竭力守护的身份崩塌,才为这一探索打开了可能性。
他的关系也仍与这一变化交织在一起。在一个灰暗的时刻,他想到妻子拉瓦妮娅·阿查里亚,思索她在自己死后是否能找到幸福;后来,阿扬·马尼劝他去把她接回来,表现得正常一些,并考虑未来。奥帕娜曾是他在气球任务中最亲密的合作者,如今却与发现造假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查密不可分。因此,叙述将私人牵挂与职业崩塌并置,却没有让任何一方抹去他承认造假所带来的后果。
阿扬·马尼为阿查里亚提出的是一种实际可能,而非科学危机的答案。他说自己带来了一个未来,并询问联合入学考试试卷存放在哪里,还补充说自己知道阿耶波多辅导中心和三台印刷机的事。这段对话暗示着一项涉及考试试卷的计划,却没有说明阿查里亚接下来会怎么做。因此,他的结局有意保持未定——这位被剥夺职务和科学声望的所长,已经开始设想一种超越昔日定义他的权威的生活;与此同时,一个非正统的提议开启了一条新道路,其结果仍然未知。
叙事作用与意义
阿查里亚的经历将小说中的科学论争与权威、信念和自我塑造等问题联系起来。他与南博德里的冲突展示了机构如何划定可信研究与所谓胡说之间的界线,而气球任务则显示,坚定信念既能促成真正的实验努力,也可能成为不当行为的理由。造假得到确认,并没有因此追溯性地解决阿查里亚提出的所有科学问题;相反,它迫使人们区分一个假说可能为真的事实,与用来宣称它为真的手段是否正当。
他的失势也逆转了那种古怪而坚定的确信所代表的意义。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期,自信似乎是其权力的源泉——他能够禁止搜寻地外智慧计划使用巨耳射电望远镜阵列,召集团队开展气球任务,也能凭借自己的理论掌控整个场面。调查之后,同样的公众地位显露出另一面——它是他一直害怕失去的负担。小说并未让他得到平反,而是让他第一次直面那些被他搁置的问题。他可能转而探究预定论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模式,这一方向源自他暴露于众目之下后的处境,也保留了人物的核心张力——他热切追寻真理,却一次次被自己讲述的关于自身所知的故事所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