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天主教会

圣迹

罗马天主教会成为试图解读并控制班菲尔德圣约瑟夫教堂事件的主要机构。在调查完成之前,教会拒绝宣布爱丽丝·帕吉特康复或其他据报发生的治愈属于奇迹;然而,人群与媒体报道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教会查明事件经过的程序。教会的应对因此分成两方面——按照医学与教会标准调查相关说法,同时设法管理一个迅速发展的朝圣活动;这个活动已经获得宗教、社会与商业影响力。

权威与奇迹之问

教会的权威分属不同类型的判断。在早期有关爱丽丝康复的讨论中,安德鲁·哈根神父意识到,医学专家没有在她的耳朵或喉咙发现生理缺陷,并将她长达七年的耳聋与失语视为心因性症状。她重新获得听说能力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仅凭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有神的介入。对哈根神父而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她的心智变化由何而来;深刻的情感或灵性体验即使无法在临床记录中证实,也仍可能具有意义。

教会一贯谨慎的做法有明确的制度理由。凯恩斯主教解释说,辨识奇迹的准则源自十八世纪,由教宗本笃十四世制定。按照他的说法,风险在于,一项宣告日后可能被科学证据推翻,使教会沦为笑柄。因此,教会坚持在作出判断或公开宣告之前彻底调查相关说法。谨慎并不单纯意味着不相信——这些准则旨在检验相关说法、减少疑虑,同时保留医学上能够证实的事实与灵性上可能作出的解读之间的区别。

凯恩斯主教与德尔加德蒙席公开说明时,尤其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区别。圣约瑟夫医疗局与国际医疗委员会将评估某种治愈在医学上是否无法解释;它们无权裁定该治愈是否为奇迹,也无权裁定是否由神的介入所致。后一种灵性判断属于主教及其顾问。这样的分工赋予医学机构有限但影响重大的权威——它们的调查结果可以支持或排除某项治愈无法解释的说法,却不能单凭自身赋予其宗教意义。

调查与证据标准

教会提出的是有组织的调查,而非立即作出结论。凯恩斯主教表示,一个专门组建的医疗局将调查六宗据报发生的案例——爱丽丝的康复以及另外五宗据称发生的治愈。调查结果将提交给国际医疗委员会,该机构也负责审查卢尔德的治愈案例。主教保留在所属教区内决定是否宣布任何治愈为奇迹的最终权力,但表示目前尚无结论可宣布。

德尔加德蒙席具体说明了拟议中的医学检查。医疗局至少将由十二名执业医师组成;成员不会全部是天主教徒,并计划纳入来自医学与科学研究机构的人士。调查人员将审阅每个人的病历,咨询其全科医生与医院,自行进行检查,并为每个案例编制独立档案。这些步骤使调查成为一项文书审查与比较过程,而不只是回应人群的证词或爱丽丝的公众声誉。

这些准则也意味着调查将历时较长。治愈必须是突然、出乎意料、彻底且持久的,而且不得经历康复期;疾病必须严重并有客观证据,先前的治疗也不得是康复的原因。医学主管机构预计要等待三至四年,才能确认治愈是否持久。按照所述标准,被归因于精神障碍的病症不符合资格;鉴于爱丽丝此前被诊断为心因性耳聋与失语,这对她的案例构成了重大难题。

对爱丽丝的初步发现加深了这一难题,却没有解决更广泛的宗教问题。德尔加德蒙席报告说,她的耳朵与喉咙没有发生生理变化——没有证据显示听觉神经、中耳结构、耳膜或声带曾受损到足以解释她原先的症状。调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长期以来认为这一障碍源于心理因素的观点,却没有查明康复的起因。因此,医学报告无法确定这一变化是自发产生,还是源自神的介入。

公开声明与人群管理

教会的调查是在媒体高度关注下进行的。凯恩斯主教告诉记者,在六宗案例全部经过审查之前,不会作出正式宣告。他承认最终将由主教而非医学委员会决定是否宣布治愈属于奇迹,同时拒绝发表当前意见。即使报道一再采用容易引出明确结论的说法,他仍试图在公开声明中维持非同寻常的治愈与获教会认可的奇迹之间的区别。

教会也关心自身声誉。凯恩斯主教联系枢机总主教后表示,教会高层希望先收到完整报告,再对媒体发布任何消息,并要求声明由枢机的办公室发布。教会担忧,如果过早提出的说法日后遭到推翻,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会会显得可笑。与此同时,主教认为消息传播已无法避免——媒体尚未完整报道事件,人群便已开始聚集;无论圣约瑟夫教堂是否正式被指定为圣地,他都预期公众关注会持续下去。

这一预期使人群管理成为教会的优先事务。凯恩斯主教认为,教会必须从一开始就管理圣约瑟夫教堂发生的事;这并非因为教会接受了爱丽丝的说法,而是因为已有大批民众前来。在据报发生聚集的那个星期日,数千人来到教堂,汽车与长途客车排起长队,当局还增派了警察。后来的报道记载人群中有人晕倒、哭泣与祈祷,而教会则反驳称聚集并未演变成近乎暴乱的场面。教会发言人一方面描述媒体报道给爱丽丝带来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抵制媒体将她塑造成奇迹创造者。

实际筹备显示,事件的发展已远远快于尚无定论的调查。教会虽然劝公众不要前往班菲尔德,并表示那里无事可看,却也在为另一场大规模聚集作准备。教会在圣约瑟夫教堂旁的田地里设置祭台平台与座席,使星期日礼拜能在户外举行,而非在教堂建筑内举行。德尔加德蒙席指示承包商不要毁坏田地里的任何东西,并要求施工时绕开橡树。因此,教会谨慎的措辞与实际行动并存;这些行动正在打造一个能够接待朝圣者的场所。

教会内部的不同解读

小说并未将教会描绘成意见一致、立场固定的整体。后来主教们询问爱丽丝时,她仍坚持自己与圣母玛利亚交谈过,并表示显现的目的日后自会揭晓。主教们意见分歧——有些人接受她可能得到过神圣显现,另一些人则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显现来自神。他们对她悬浮一事也意见不一。怀疑者认为那可能是幻象或集体催眠,并指出并非所有人都看见了悬浮,摄像机拍出的胶片也一片空白;较愿意接受超自然解释的人,则将拍摄失败视为受到异常力量影响的可能证据。争论期间,任何一方都未成为教会的正式结论。

德尔加德蒙席的角色体现了教会试图同时考虑自然与超自然解释的努力。凯恩斯主教称他是一位调查异常现象的资深人士,能够扮演反方论证者,而非一味寻找恶魔原因的人。主教表示,圣约瑟夫教堂的种种情况值得德尔加德蒙席协助调查事件并处理公众关注。在记者会上,德尔加德蒙席证实自己调查过异常现象,也进行过驱魔,但认为爱丽丝被附身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见,教会借助他的经验,却没有将驱魔解释当作调查结论。

小说始终呈现着不确定性的代价。德尔加德蒙席猜想,摄像机与麦克风失灵,以及他在礼拜期间突然虚弱,或许都与一种影响人和机器的力量有关。然而,他无法证实这一解释,主教们的争论最终也没有结论。教会的程序可以规定应当采纳什么证据,以及由谁来解读证据,却无法消除彼此不相容的解释。调查仍在继续之际,教会预期最终公开立场会措辞谨慎,并避免作出明确认可。

朝圣、仪式与制度后果

教会意识到,即使显现尚未得到证实,相关说法也可能造成实际影响。凯恩斯主教考虑到,如果爱丽丝确实看见了圣母玛利亚,朝圣者或许会从世界各地前来。他还指出,即使圣约瑟夫教堂未被宣布为圣地,也可能有数千人只是出于好奇前来参观。因此,教会面对的制度难题并不止于判定爱丽丝经历了什么——它还必须应对一个通过证词、媒体报道与公众期待而逐渐获得重要性的地点,以及聚集于此的人群。

田地的变化展现了教会回应的实际层面与象征层面。教会同意购买据称发生治愈事件的土地,并宣布很快就会签署相关文件。规划中的露天祭台让田地可以用于礼拜,而在施工开始时保留橡树的决定,则保护了该地点原有的一处地貌。这些行动并不等于正式宣告治愈属于奇迹,却有助于组织人群,并为逐渐形成的朝圣活动提供一个清晰可见的场所。

教会悼念死者的举措,也成为其回应爱丽丝说法的一部分。德尔加德蒙席与安德鲁·哈根神父去世后,爱丽丝要求为他们举行特别礼拜,并让烛光游行队伍穿过村庄;她说,这是幻象中的女士提出的要求,之后还会有启示。教会当局同意照办,尽管他们并不期待出现启示;他们认为两位已故神父值得纪念。因此,即使教会并未接受爱丽丝的说法已获证实,游行仍具有制度与社群意义。

最终的灾难使教会权威陷入它曾试图管理、却既无法裁定也无法控制的后果之中。凯恩斯主教、其他神职人员与辅祭员都在灾难中丧生;橡树砸倒并焚毁了聚集在场的教会成员。教堂建筑本身基本没有受损,只有一扇门出现裂缝、一扇彩绘玻璃窗破碎;但乔治·索思沃思陷入极度恐慌,坚持说教堂已成废墟。灾难之后,杰里·芬仍无法确定这些事件应当通过教会的解释框架、历史诅咒,还是其他解释来理解。教会的程序仍然重要,却无法为班菲尔德如今的状况提供最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