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托·阿尔马达

埃莱娜知道

罗伯托·阿尔马达在埃莱娜讲述的丽塔生平中占据着一个令人不自在的位置——他是丽塔称作男友的人,是与银行和街坊邻里有所关联的熟面孔,也是女儿死后埃莱娜不得不依靠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的经历让他有理由避开教堂,而经证实的行踪则让警方有理由排除他涉案的嫌疑。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无法消解埃莱娜的悲痛,也无法消除她对周遭世界的怀疑。

身份与背景

罗伯托从小就有明显的脊柱弯曲,还是婴儿时便已看得出来。小时候,街坊的孩子叫他驼背;埃莱娜和丽塔说话时,则用“残废”这个词来激怒她。成年后,他在一家银行工作,从十八岁起便在那里任职。他为银行铺设的本地地砖感到自豪,称这些地砖适合人流密集的场所,质量不逊于意大利地砖。这个工作场所既让他成为埃莱娜行程中熟悉的面孔,后来也让他能够提供实际帮助。

童年与对教堂的恐惧

罗伯托对教堂和钟声的恐惧始于童年。他的母亲玛尔塔后来改称米米,曾带他去利马,追随一名并非他父亲的探戈舞者。两人的关系结束后,母子俩身无分文,也没有其他与秘鲁的联系,只得留在那里。玛尔塔学会了理发,并在巴兰科区租了一间房,而不是回家承认自己失败了。她努力挣钱养活罗伯托,却还是留在了城里。

小时候,罗伯托常常独自去叹息桥。附近有一座隐士礼拜堂,据说它的钟曾在地震中坠落,砸死了一名神父。一位在他母亲工作时照看他的年长妇人警告他,那个没有头的神父会抓走不听话的孩子。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相反,他开始害怕钟,习惯于盘算钟可能坠落的危险,并站得足够远,以免被砸中。即使回到阿根廷后,他也不愿靠近教堂。叙述特别指出,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从未记录过地震,但这个事实并未消除他的恐惧。

与丽塔和埃莱娜的关系

丽塔坚持称罗伯托是她的男友,埃莱娜却不接受这种说法。丽塔说他是自己的男友时,埃莱娜回答说,她这个年纪的人不可能有男友;丽塔问那该怎么称呼他,埃莱娜则说,叫他的名字就够了。罗伯托的母亲似乎也避开这个称呼——在丽塔的守灵仪式上,他送的花束缎带写着他是丽塔的朋友。埃莱娜怀疑,这种措辞反映了罗伯托的母亲不喜欢说成年儿子有女友。那束花附有一片小棕榈叶,原本是要放在逝者手中的。埃莱娜把它留在其他花圈后面的角落里,因为那是罗伯托送的;她没有把这份心意放到丽塔身边,而是与之保持距离。

埃莱娜认定自己无法绕开银行走更远的那条路后,在银行外遇见了罗伯托。他客气地向她打招呼,她说自己没认出他,并注意到他换了新鞋。两人的交谈简短而尴尬。他转达了母亲的邀请,说埃莱娜可以再去理发店剪一次头发,而且免费。埃莱娜记得自己上次去那里正是丽塔去世的那个下午,但她强迫自己摆脱这段回忆,以免赶不上火车。因此,他平常的一番好意,恰好伴随着一段埃莱娜不敢追想的记忆。

从前,丽塔会替埃莱娜办去银行的事,也每两周为母亲剪一次脚趾甲。丽塔死后,罗伯托主动提出替埃莱娜存入养老金支票,让她不必排队等候。埃莱娜质问他为何关心自己,还叫他滚开,但最终接受了他的帮助。他们的这番交谈体现了两人关系中的矛盾——她不喜欢他,但他在银行里的存在让一件沉重的事情变得容易些。当他说自己想念丽塔时,埃莱娜对他的慰问感到恼火;她同样对那些未读的信感到恼火——信被放在一个盒子里,盒子上系着一条由丽塔挑选的缎带。

嫌疑、不在场证明与叙事作用

埃莱娜考虑过罗伯托是否可能杀了丽塔,但她在自己的推断中排除他,并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也不是出于对他品性的想当然判断。她认为,罗伯托不是丽塔的对手,因为在她眼里,丽塔强壮得非同寻常。他厌恶教堂这一点,也让埃莱娜觉得他不可能靠近发现丽塔的地方。警方也排除了他涉案的嫌疑,不过依据更为具体——他一整天都在银行参与内部审计和现金盘点,有二十多人可以证实他的不在场证明。埃莱娜坚持认为丽塔死于谋杀,并追问嫌疑人和动机后,警察局长把这项信息告诉了她。

排除罗伯托的嫌疑,并没有为埃莱娜解开死因之谜。她仍坚信丽塔是被杀的,却没有嫌疑人、动机,也没有可以独自追查的理论。在路上,一名司机问她有没有人帮忙时,埃莱娜回答说自己谁也没有。接着,她说自己曾有一个女儿,但女儿被杀了,任由司机自行推断。与此同时,罗伯托留在她身后,出现在街坊邻里的相遇场景中——他的鞋尖仍朝着她走去的方向,但他没有跟上她。叙述把他实际的善意、他对教堂的畏惧和疏远,以及他的不在场证明,与埃莱娜未能消解的、寻找解释的迫切需要并置。他既不能解决她的孤独,也不是这个谜团的可信答案;但他仍是与丽塔有关联的幸存者,而埃莱娜可以接受他的心意,却不必信任或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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