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附楼住户被捕

1944年8月4日，秘密附楼住户被捕，结束了安妮·弗兰克在日记中记述的藏匿生活，并开启了她的日记作为公共文献得以保存的历程。书中将这次突袭置于德国占领下不断收紧犹太人生活的限制、弗兰克一家匆忙躲藏，以及逮捕前脆弱的安全措施这一背景之中。书中还记述了安妮手稿此后的经历——手稿散落在楼内，被米普·吉斯收起而未曾阅读，最终交给奥托·弗兰克。

导致躲藏的限制

德国占领后，反犹法令改变了日常出行和生活习惯。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星章、交出自行车、只能在下午三点至五点购物，并且晚上八点至早上六点不得上街。他们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娱乐活动或使用体育设施，也不得拜访基督徒家庭，并且必须就读犹太学校。这一连串规定呈现出日益封闭的生活——一项禁令接着一项禁令，人们的生活则在愈发受限的环境中继续。

弗兰克一家原计划于7月16日躲藏，但玛戈特的征召通知迫使他们把计划提前十天。离开的那天早晨，安妮、父母和行李冒雨步行，带着书包和购物袋。黄色犹太星章让他们的处境显露在出门上班的人们眼前，而直到一家人已经上路，安妮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藏身处位于奥托·弗兰克的办公楼内，只有几名特定的办公室职员知道这一家人即将到来；仓库员工则未获告知。

隐蔽的住处及其风险

秘密附楼并非与日常商业活动隔绝——它位于奥托·弗兰克的办公室和藏身处办公楼的藏身处办公楼的Opekta公司公司公司使用的楼内，在仓库和工作间上方。这种安排提供了藏身之处，却也使住户依赖大楼的安全状况，以及一小群帮助者的谨慎守密。书中把藏身处描述为供流离失所者居住、可自由选择有无家具、实行低脂饮食的住处；这种住宿告示的措辞，反而构成了对囚禁生活的讽刺——住户并无行动自由，他们的安全取决于不被人发现。

威胁并非抽象存在。一次较早的入室盗窃中，彼得早上七点下到仓库，发现仓库门和街门都敞开着。他把情况告诉奥托，奥托将收音机调到德国电台，并锁上私人办公室；随后，住户遵守紧急规则，保持安静、不用水、八点前穿好衣服，并且不使用厕所。窃贼用撬棍撬开门，在仓库里没找到多少东西后又搜查了上一层，并拿走了现金箱、空白支票簿，以及住户全部的糖配给——相当于三百三十磅的糖票。这件事表明，大楼内一处防线被突破，便可能同时威胁藏身状态和本已捉襟见肘的物资供应。

安全措施与最终被捕

又一次安全警报后，住户收紧了日常安排。弗里茨·普费弗要在浴室工作；彼得负责从八点半巡查到九点半；邻近公司的某人注意到彼得的窗户后，他不得再打开窗户。他们晚上九点半后不得冲厕所。众人雇了一名夜间看守斯莱赫斯，并预期由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名木匠用白色法兰克福床架搭建一道挡板。住户还必须考虑看守是否可信，以及有人靠近时狗是否会吠叫。

这些措施显示了秘密附楼所承受的压力——安全保障依靠不断调整工作、窗户、管道、行动安排，以及可用于堵住入口的家具。然而，日记结尾的时间顺序鲜明地展现了这些防范措施的局限。日记最后一篇记于1944年8月1日；三天后的8月4日，藏身在秘密附楼里的八个人被捕。这里的材料证实了被捕的日期和事实，但没有详细叙述突袭经过，也未指明实施逮捕的人。

被捕之后的日记

被捕后，米普·吉斯和贝普·福斯奎尔发现安妮的日记散落在地板上。米普把文稿收进书桌抽屉妥善保管，没有阅读。战后得知安妮已经去世后，她便将文稿交给奥托·弗兰克。因此，逮捕使日记与作者分离，而保存日记的举动则使后人得以阅读。

此前，安妮听到流亡荷兰政府的赫里特·博尔克斯坦呼吁收集目击者的记录，并在战后公之于众，便已开始修订日记。她在原始日记之外撰写了第二个编辑版本，改进部分段落、删去一些内容，并补充回忆。后来，奥托从两个版本中选取内容，合编成一部较短的文本；出版社的篇幅限制和1947年的出版惯例影响了编选，因此删去了包括涉及性、以及对其他秘密附楼住户不客气的评论在内的段落。后来的版本恢复了部分内容——完整的学术版并列呈现不同版本，并附有关于日记真实性的研究；扩充版则增添了安妮草稿和修订稿中的段落。因此，逮捕事件不仅属于藏匿经历的叙事，也属于这份私人记录如何在被捕而中断后成为出版作品并接受研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