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罗姆人歧视

村庄中的反罗姆人歧视并非抽象的偏见——它一再决定无名男孩会被如何辨认、能否得到庇护，以及别人在公共场合如何对待他。他深色的外貌成为别人强加给他一种他无法掌控的身份的依据；陌生的语言又让他更难反驳这种判断。这些经历还表明，人们对被认为是罗姆人的人的敌意，与对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恐惧，以及战时保护外来者所面临的风险相互交织。

身份与猜疑的条件

无名男孩在与他出生地族群构成不同的村庄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四年。当地农民被描述为肤色白皙、金发，眼睛是蓝色或灰色；他则肤色黝黑、头发深色、眼睛乌黑。他的说话方式加深了这种隔阂——他说的是受教育阶层使用的语言，东部农民几乎听不懂。因此，在他有机会说明自己是谁之前，外貌和口音就已标明他是个外来者。村民的猜疑针对的是一个无力让他们理解自己说法的孩子。

一场早期围观使这种误认显露出来。人群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带着怀疑打量他，其中有人拽着咆哮的狗。一个人伸手去碰他的头发，却在无名男孩转过身时缩回了手。围观者议论他，一再把罗姆人的身份安在他身上；他试图开口时，他的语言和说话方式引来的是嘲笑，而非理解。这番互动揭示了一种后来不断重现的模式——无名男孩遭人审视和归类，而他试图回应的举动反倒被当作他与众不同的进一步证据。

公开展示与有条件的接纳

茅屋的主人把这种差异变成了供人围观的场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许多家人前来观看，无名男孩则被迫穿着麻袋做成的衣服蹦跳。访客们对他的表演发笑；有些人则因他直视自己而移开目光，或做出意在避邪眼的动作。这一幕将公开取乐与迷信结合起来——无名男孩不仅是陌生的，还被视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存在，仿佛他的目光本身就需要防范。他的受辱成了聚集村民的消遣。

后来，一名农民在询问无名男孩的过往，并一再追问他是否是犹太人或罗姆人孤儿后，才答应雇他做工。无名男孩谨慎作答，发誓自己是基督徒，也是听话的工人；但农民仍让他重复说法，并嘲笑他试图讲当地的方言却没有成功。其他男人在一旁严厉地看着。雇用他的决定只是有限度的接纳，并不表示猜疑已经消失——农民雇他在院子和田地里干活，无名男孩则以绝望的感激之情回应。他能否留在这个家中，取决于他的劳动，也取决于农民是否愿意留下他。

即使这种有条件的接纳，也让他在农场之外继续受辱。主人有时带他去参加婚礼和庆典，命令他背诵战前从母亲和保姆那里学来的诗歌和故事。无名男孩带有城市腔调的说话方式，与村民柔和拖长的方言截然不同；表演前，他还被迫喝伏特加。宾客在他走向房间中央时绊他。他的教育和语言原本是早年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却成了另一种公开展示的差异；在雇主的指使下，这种展示沦为取悦他人的把戏。

迫害、恐惧与收留的风险

蘑菇季节，主人带着无名男孩和村民一起进树林。因为他觉得无名男孩看起来像罗姆人，又怕有人把他的事告诉德国人，便剃掉了无名男孩的黑发。一顶宽大的旧帽子拉低遮住他的脸，使他不那么显眼。这种伪装是应对危险的实用办法，但也意味着为了保护这一家人，必须设法控制无名男孩的外表。他紧跟着主人，明白自己暂时被留下，或许只是因为还有用处。

周围的村民变得更加敌视他，并威胁要烧死他。牧羊人试图把他拖向火堆；他奋力抵抗，逃过了眼前的危险。这一威胁使他想起德国人专门建造的炉子，他知道那些炉子被用来杀害别人。夜里，他担心上帝的惩罚也可能降临到那些被称为罗姆人、头发和眼睛颜色深的人身上。他思索罗姆人与犹太人有何区别，因为两者似乎都被视为注定遭受同一命运；他也自问，金发家庭会如何看待一个黑发孩子。这些思绪表明，迫害的影响远远超出眼前的遭遇——强加给他的分类变成了有关世袭身份、生存以及能否归属的问题。

恐惧也左右着成年人是否愿意收留他。两名年轻士兵遇见他时，盘问他究竟是罗姆人还是犹太人；护送他前往村庄时，他们还拿他的否认开玩笑。后来，一名牧师与一位农民交谈。农民坚持认为，无名男孩的外貌表明他是未受洗的罗姆人孩子，如果德国军队发现他，收留他就可能招来危险。牧师低声表示反对，但农民的恐惧占了上风。这番交涉明确展现了庇护的危险——宗教上的分歧无法消除德国人可能造访村庄这一威胁所带来的现实压力。

一再遭到排斥及其意义

同样的归类也伴随无名男孩进入宗教和公共场所。黎明时分，在教堂外等候的老妇人厌恶地盯着他，称他是吸血鬼或罗姆人弃儿，并朝他吐口水。她们祈祷、捻着念珠，却如此对待这个孩子；宗教仪式并未阻止这群人把他当作厌恶的对象。在另一场教堂墓地的聚会上，村民认出他后，拿树枝和鞭子攻击他，接着把他绑在一辆马车和一匹马旁。他设法挣脱。这一事件将反复出现的模式从围观和嘲弄推向了集体人身攻击。

在这些遭遇中，无名男孩时而遭人审视、伪装、盘问、展示，时而被排斥和攻击。强加给他的标签在具体内容上并不一致——人们也怀疑他是犹太人，而无名男孩自己也难以分辨村民所联想到的那些深色外貌群体，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迫害。始终不变的是，他自己的话语无法可靠地推翻别人根据他的外貌作出的判断。因此，这段叙述将反罗姆人歧视呈现为一种日常过程——它通过流言、嘲笑、迷信、公共仪式和告发威胁延续，也通过公开暴力延续。战时村庄本已承受德国人征收粮食的要求，也面临遭受惩罚性突袭的危险；恐惧有助于解释庇护为何岌岌可危，却无法抹去这样一种做法造成的伤害——人们把一个脆弱的孩子视为可疑身份，而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