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里与菲茨爱德华·霍尔的通信合作
教授与疯子詹姆斯·默里与菲茨爱德华·霍尔之间的通信,让一位日渐孤立的学者与《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通过二十年务实而持久的智力工作联系在一起。两人从未见面,但霍尔每日寄出的信件、引文卡片、答复和建议,使他成为词典编纂工作中的核心盟友。这段关系的突出之处,与其说在于私人交往,不如说在于几乎完全通过书信维系的合作经久不衰。
霍尔走向学术孤立之路
霍尔来自纽约州特洛伊,1848年正准备进入哈佛大学时,家人把他送往加尔各答,寻找一位离家出走的兄弟。他乘坐的船在孟加拉湾遇难。他幸存下来,并对梵语产生浓厚兴趣,潜心学习这种语言,后来获聘担任恒河谷贝拿勒斯政府学院的梵语教授。1857年印度兵变期间,他作为步枪兵在英军一方作战。1860年他离开印度,后来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梵语教授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员。
此后,他的职业生涯骤然收缩。与梵语学者西奥多·戈尔德斯图克发生激烈争执后,霍尔离开印度事务部,遭语文学会立即停职,并从伦敦退隐至萨福克郡的一座小村庄马尔斯福德。这场决裂的确切原因仍不明朗;相关记述提到了争吵,却没有说明它为何引发如此全面的变化。当地关于霍尔的传闻充满敌意——人们称他为酒鬼、外国间谍、不道德之人和学术骗子。反过来,霍尔则认为英国人联合起来反对他,毁掉了他的生活,逼走了他的妻子,并对美国人怀有敌意。他把自己锁在乡间小屋里,过着近乎完全隐居的生活,只偶尔乘汽船返回纽约市。
以书信维系的合作
隐居并未终止霍尔的学术活动。他每天给默里写信,两人的通信持续了二十年。他们的关系始终保持专业性质——霍尔编制引文卡片、回答默里的问题并提供建议,从不抱怨;默里则在编纂词典时,利用这源源不断的帮助。这种反差是这段合作关系的核心特征。霍尔退出了伦敦的各类机构,也几乎断绝了大多数社交往来,却仍通过邮寄参与一项规模宏大的合作事业。
现有记述既强调这项工作的规律性,也强调其范围之广。霍尔并非只是偶尔寄来引文——他的贡献帮助记录词语的历史、不同义项及其习语。通过通信,默里得以利用霍尔的学识,而两人无须共处一间办公室,甚至不必面对面相见。因此,他们的思想联系真实而且影响深远,但相关证据所呈现的,是服务、交流和职业认可,而非私人亲密关系。
词典序言中的认可
默里在词典的重要序言中公开肯定了霍尔的贡献,称他的自愿工作价值非凡,并认为这项工作补全了无数词语、义项和习语的文学与文献史。默里还说,霍尔的贡献遍及每一页。这番赞誉让这段通信有了清晰可见的成果——从霍尔隐居的小屋寄出的信件和引文卡片,进入了一部参考著作;这部著作的宏大规模,有赖于众多读者积累的证据。
在牛津词典晚宴上,霍尔和威廉·切斯特·迈纳医生被特别提及,作为两位曾在印度生活、当过兵且都被认为精神失常的美国贡献者;两人虽受邀,却都没有出席。这一比较将霍尔列为词典最引人注目的志愿贡献者之一,但两人的处境并不相同。霍尔缺席与他难以相处、隐居者的名声有关,而出席者并不知道迈纳缺席的原因。默里赞扬了两人,却称霍尔对单个词语、短语和结构的文学史所作贡献更大。
距离、证据与遗产
霍尔与默里的关系,不符合人们通常所想的学术合作模式,即同事之间一连串的会面。他们的联系跨越了距离、霍尔的隐退以及从未亲自相见这一事实,始终延续。本书将一位被邻居以恶意言辞描述的人,同时呈现为词典始终如一的通信伙伴——无论他在当地的声誉如何,他都继续向默里寄送材料,并在项目最艰难的岁月里给予支持。
在具体证据所及之处,这幅留存下来的肖像最为清晰——二十年的通信、每日寄出的信件、引文卡片、答复、建议,以及默里的公开肯定。这些记录并不能证明除此之外还存在私人友谊。相反,它们展现了书面交流如何在两个从未见面的人之间维系深厚而富有成效的学术同盟,也展现了霍尔的工作如何融入《牛津英语词典》的各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