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
日瓦戈医生新经济政策标志着私人交换在一个仍受匮乏与行政控制支配的社会中部分恢复。在小说中，它的意义与其说由经济理论衡量，不如说体现在日常生存方式的变化上——食物可能来自官方配给，劳动报酬可能以物品支付，家庭可能拿家具交换燃料，而巨额货币买到的东西可能远少于其名义金额所暗示的数量。
匮乏与家庭交换
对日瓦戈一家来说，匮乏始于每日的菜单。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靠用水煮得稀薄的小米、鲱鱼头做的汤，以及用未磨碎的小麦或黑麦做的粥度日。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试图通过用临时搭建的荷兰式烤炉烤面包并出售，以支付烧瓷砖炉的费用，改善家中的处境。面包烤得不错，但这个计划失败了；一家人只得重新使用那台冒烟且几乎不发热的铁炉。
燃料短缺使一件家用物品变成了交换手段。只剩两根木柴时，安东尼娜穿着破旧的冬衣出门，寻找出售农产品的农民。她遇见一个年轻人用小雪橇运送桦木柴，尽管木柴质量差，而且刚砍下来不久、不易燃烧，她还是收下了，因为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选择。他把五六抱木柴搬进起居室，换走了托妮娅的小型镜面衣柜。这笔交易并非苦难的抽象象征——家中一件珍贵的家具就此失去，换来的只是少量燃料，甚至连钢琴也成了可能拿来谈判的物品。
劳动、物品与官方分配
这项政策的不均衡，体现在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顾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为一名病情危急的政府成员治病时，他们得到的不是普通现金，而是在一家新开设的配给中心购买商品的信用票。这种安排让专业服务直接换得实物回报，同时也使人们获取必需品依赖获准的渠道。
在西蒙诺夫修道院旁的一座旧军用仓库里，配给中心设在一间拱顶地窖内。仓库管理员看过票据，要求他们拿出容器，随后称出面粉、谷物、通心粉、糖、板油、肥皂、火柴，以及一种后来被认出是高加索奶酪的纸包奶酪。两人用麻袋把配给物资搬走；令他们不胜感慨的不只是这些食物，还有一种感觉——他们的工作让自己派上了用场，也为家中赢得了感激。因此，官方分配确实带来切实的缓解，但也显露出普通工资和市场购买力在多大程度上已被受控的商品获取渠道取代。
仍然存在的私人交易范围狭窄，而且往往颇为寒酸。私人经营禁令仅在有限范围内解除，由此产生的买卖规模不过像跳蚤市场里的破布旧货商。转售并未创造新的财富，也没有改善城镇的污秽景象，只让已经多次易手的商品为投机者带来巨额财富。同一时期，小型私人图书馆获准将书籍集中到合作社商店出售，曾经偷偷烤白面包的前教授妻子们也能公开售卖。这些变化改变了人们可以公开从事的活动，却没有消除种种限制，也未消除日常小额交易与投机所得之间的悬殊差距。
货币失去衡量尺度
这一时期的货币极不稳定，以至货币本身成了一种不断变化的历史事物。在一段回忆中，旧西伯利亚纸币一直有效，直到被宣布一文不值；有一段时间，货币完全消失。随后，新纸币大量发行，印成红蓝两色的纸张，再裁成邮票大小的方块——一块蓝色纸币值五百万卢布，一块红色纸币值一千万卢布。纸币褪色、洇开，而其惊人的面额并不能说明它们具有可靠的购买力。
塔妮娅的讲述赋予通货膨胀以家庭生活的尺度。她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千卢布只值一个戈比。瓦西娅叔叔卖掉一头牛后，带回两麻袋的钱，称作克雷尼，或者——她纠正自己说——柠檬。现金多到足以让他夸口说自己很富有，但这番描述也表明这种夸口并不稳当——钞票的数量和名义价值不能被当作衡量财富的稳定尺度。相比之下，牛是实实在在的财产，卖掉它换来的则是一大堆沉甸甸的纸币。
其他交易无需大笔金额，也能显现同样的不稳定。一位接到出诊通知的医生，得到的诊费是一瓶德国白兰地或一双长袜。这种实物报酬，以及医生认出提议者是供应商这一点，都指向这样一个世界——官方特许与私人采购同已废除的私人贸易并存。这个供应商是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授权采购特定商品的小商人之一；因此，公共管制与私人交换之间的界线既狭窄，又须通过协商和实际操作来确定。
劳动与政策的局限
新经济政策也改变了劳动的社会环境，却没有消除劳动的不安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玛丽娜有时陷入贫困，玛丽娜宁可放弃邮局的工作，也不愿把他独自留下。他们随兴接下挨家挨户的零工，为租户劈柴、搬柴；这些租户的境况从普通到宽裕不等。其中有些是新经济政策初期致富的投机者，也有些是接近政府的艺术家与学者。在一套公寓里，医生踩着地毯搬运木柴，学者则专心在书页边缘写字，其中包括尤里早期的小册子，那些小册子是瓦西娅印制的。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与知识劳动的成果共处一室，但学者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们一眼。
综合来看，这些片段通过实际矛盾而非定型的经济秩序来界定这项政策。私人贸易恢复了，但范围狭窄；官方分配提供商品，却须通过票据与受控仓库进行；货币以巨额面额流通，却失去了通常的衡量尺度；劳动报酬则可能是食物、家具或价值不确定的少量钱款。对人物来说，这一时期并非简单的复苏，而是一种新的匮乏安排——谋生手段仍取决于讨价还价、获取渠道与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