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NEP）

新经济政策指苏维埃早期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私人经营禁令被解除，贸易也在严格限制下重新获准。小说衡量这一变化时，关注的与其说是政治宣言，不如说是人们能够取得的物品、居住的空间，以及让他们得以活下去的妥协。政策带来了有限的交易渠道和小规模经营，却没有消除已经重塑日常生活的贫困；贸易恢复，既不意味着旧世界复归，也无法解决物质困顿。

从匮乏到受限贸易

这一政策出现时，普通人的食物长期匮乏——用水煮成的稀薄小米粥、用鲱鱼头熬的汤，以及未磨碎的小麦或黑麦粥。在莫斯科，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试图把持家本领变成谋生手段。一位女教授教她用临时搭成的荷兰式烤炉烤面包，希望卖面包所得能用来支付瓷砖炉的取暖费用，而不必依赖冒烟的铁炉。面包烤得很好，但计划失败了，一家人只得重新使用铁炉。即便在政策转向之前，维持生计也依赖临时制作，以及对燃料的精打细算。

卖面包计划的失败，与新经济政策正式允许贸易形成对照。禁令解除后，交易的范围依旧狭窄，规模也十分琐碎，小说将其比作跳蚤市场里破烂货商人的买卖周转。反复转卖并未创造新的财富，也没有缓解城镇的污秽不堪；相反，人们靠着转卖那些可能已经易手十几次的货物发了财。政策让某些交易成为可能，但小说着重表现了法律许可与广泛物质复苏之间的落差。

家庭生计与物品价值

木柴、家具和食物的价值支配着日瓦戈一家的匮乏生活。家里只剩两根木柴时，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出门寻找卖食品的农民。她遇见一名年轻男子，对方随后赶着一辆装有桦木柴的雪橇跟她回家，不过木柴质量很差，而且砍下不久，不易燃烧。她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选择，只得收下。作为交换，农民拿走了她那只小镜面衣柜，带回去送给自己的新娘。在商量以后是否做一笔土豆买卖时，他还问了钢琴的价钱。这一幕显示，财产并非固定不变——实用的家用物品变成讨价还价的筹码，而珍爱之物与可变卖之物之间的界线，取决于眼前的需要。

其他场景展现了工作和物资获取方式如何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安排。一名政府成员生病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得到的诊金不是现金，而是新开设的配给中心所用的商品赊购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为最高经济委员会提供咨询，也得到同样形式的报酬。两人来到西蒙诺夫修道院旁一座旧军用仓库，从低矮的石门进入，再走下拱顶地窖。在那里，店员把面粉、谷物、通心粉、糖、板油、肥皂、火柴，以及一块用纸包着的高加索奶酪装进他们的枕套。他们的宽慰不仅来自拿到了食物，也来自觉得自己的工作仍然有用。这一幕呈现了一种与新经济政策有限贸易并存的配给经济——专业服务可以换取物资，而非金钱。

商业重现与公共生活的改变

小说描绘的莫斯科，在1922年春天呈现出这一政策对城市习惯所造成的、看得见却不显著的改变。天气晴朗温暖，救世主大教堂的金色圆顶上洒下阳光，映照着石板路缝间长出的青草。与这幅新生景象相映照，商业以小规模重新兴起。私人图书馆的主人聚集起藏书，向市苏维埃申请许可，在一间空置的旧鞋店或花店里开办合作书店。他们的藏书不多，也杂乱无章，但曾经存放在私人家中的书籍，如今通过共同的商业空间流通起来。

同样的松动也改变了那些妇女的公共处境——她们从前偷偷烤制白面包卷，违反规定出售；现在则在一家自行车修理店公开售卖。这家店曾被征用，从革命初期起便一直闲置。她们的语言和公开立场也随环境而改变——她们接受革命，不再使用从前那种文雅腔调。然而，场景本身打破了任何简单的复旧叙事。这家店是被征用后又遭废弃的空间，如今另作他用；交易仍然琐碎到不足以缓解全城普遍的污秽不堪。贸易在城市中恢复，而城市景观仍然带着征用、关闭与匮乏的印记。

机构、住房与需求的语言

这一政策的物质世界还包括并非私人贸易的安排，但这些安排揭示了匮乏与行政权力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日瓦戈一家住宅的部分底层已经交给农业学院使用；该机构搬来了图书馆藏书、标本室藏品和种子标本，虽然尚未正式接管这些房间。原来的家庭起居室如今被称作居住空间，一家人则改走后楼梯。作出这种安排，部分是因为冬天为大房子取暖负担沉重。实用需要的语言与机构重新分配的语言，在同一道家门口相遇。

住房也由市住房管理局分配。拉丽莎·费奥多罗芙娜解释说，她原先任教的校舍被接管后，她和卡坚卡获分另一栋房子的一部分。房主离开时留下了家具，所以她把不需要的物件关进两间昏暗的房间，并用石灰刷白窗户，遮挡阳光。她拉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手，带他穿过迷宫般的房间，才来到自己的房门前。这处居所既不完全属于她，也并非单纯弃置不用——它因他人的离去而有了家具，又经她有意重新安排才变得适宜居住。

一次会议上，一名委员会成员提议把一所大房子改成区苏维埃招待所，供从乡下来访的人居住，并以一位曾经的住户——一名遭驱逐者——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季维尔津招待所。这个计划以机构形式回应了当下的住房需求，但这项宣布也暴露了有关谁算劳动者、谁将被重新安置的冲突。住户们坚称自己全都是劳动者；一名发言者抗议说，这项决定体现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委员会成员驳斥了这一指责，辩称驱逐并非只针对某一个民族。在这样的情境中，房间的分配与政治类别、公开争论以及驱逐的记忆密不可分。

新经济政策与匮乏生活的延续

1922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初行之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莫斯科；政策有限度地开放市场，与他个人的贫困处境恰好同时发生。他逐渐把尚有价值的衣服换成面包，身上只剩破烂衣衫。他戴着灰色羊皮帽，穿着裹腿和一件没有纽扣、像囚犯制服的军大衣抵达首都；在挤满车站与街道的红军士兵中，他毫不起眼。这一幕把个人的衰败与有限的商业复苏并置——经济规则发生变化，并不能恢复多年匮乏已经剥夺的一切。

年轻的农民男孩瓦西娅跟着他，两人穿行于莫斯科尚存的客厅之间，成为沉默寡言的伙伴；他们避免分开露面，因为担心引人注目，成为别人谈论的对象。这些客厅保留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童年时生活过的社会世界，却无法让那个世界原样复归。新经济政策允许一些书籍买卖和公开售卖食品，但人物仍然深受破旧衣衫、饥饿、流离失所与戒备心态的影响。其意义就在于这种失衡——交易重新出现了，但此前岁月造成的物质与社会后果仍留在家中、习惯与人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