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善意与自私的对照
星期四谋杀俱乐部日常善意与自私的对照,通过乔伊斯回忆自己在费尔黑文摔倒的经历,以及她对伊恩·文瑟姆之死矛盾交织的反应呈现出来。这种对照并非简单地划分好人与坏人——乔伊斯认为善意是常见的人性冲动,同时也承认,有些人行事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她宁愿死去的是文瑟姆,而不是她所爱的人或一个普通的陌生人;这一选择让这种区分变得切身,也令她在道德上感到不安。
在费尔黑文摔倒
在记录这番感想的几周前,乔伊斯在费尔黑文被一块松动的铺路石绊倒。她没有把这件事写进日记,因为日记里记的都是谋杀案、去伦敦的行程,以及她寻找伯纳德的事。摔倒让她受到不小的惊吓;她的包掉了,钥匙、眼镜盒、药片和手机散落一地。这些小物件让这场意外显得具体——有那么一刻,她随身携带的日常用品都够不着,而她需要别人帮忙,才能缓过神来并收拾好自己和物品。
几个人接连前来帮忙,各自提供了不同的实际援助。一名骑自行车的人扶乔伊斯站了起来。一名交通管理员捡起她的东西,还拍掉了包上的灰尘。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女子坐在路边桌旁陪着她,直到她喘过气来。咖啡馆老板端来茶,还提出开车送她去看全科医生。没有哪一个举动单独构成惊人的壮举;这些主动伸出的援手汇聚在一起,让这场意外成了人们彼此关照的例证。
乔伊斯思索,这些人是不是只因为她看上去年老、虚弱又无助才帮她。她没有认定这就是原因。相反,她设想同一群人会怎样帮助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如果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摔倒——骑车的人伸手扶他,交通管理员帮他捡起笔记本电脑,咖啡馆老板也提出开车送他。她通过设想情形倒转,检验同情心是否取决于一个人显而易见的脆弱。乔伊斯的结论是,未必如此——她相信自己会伸出援手,也认为其他人同样会帮忙。
善意是一种寻常的冲动
这件事支持了乔伊斯更广泛的看法——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它之所以有说服力,在于这些举动本身规模寻常,而她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更为宽泛。那些陌生人不必认识乔伊斯,也不必关心她的烦恼;他们的善意体现在注意到有人摔倒,并用手边可行的方式给予帮助。因此,这段讲述将善良落在实际关照之中,而非非凡的英雄行为。
与此同时,乔伊斯的感想并非毫无保留地宣称人人慷慨。她的限定很重要——大多数人心地善良,但总有少数人一贯糟糕。她不认同自私必然是新近才有的毛病,尽管她也看得到有些人行事仿佛只有自己才有权享有这个世界。在她看来,善良很常见,却并非人人如此。这一区分让她得以坚持对人性的乐观看法,同时不否认那些行为与之相悖的人。
自私之人和记忆中的顾问医生
乔伊斯解释自己为何如此看待文瑟姆时,回忆起一位她曾在位于山坡高处的布莱顿综合医院共事过的顾问医生。她记得那人粗鲁、残酷,而且郁郁寡欢。他对工作人员大声斥责,还把自己犯下的错误归咎于他们。在乔伊斯的记忆里,他的权威并没有让他更体贴;相反,他利用权力使别人的生活痛苦不堪。她坦言,如果那人当着她的面猝然死去,她会高兴得跳起舞来;这番话表明她对他的怨恨有多深。
文瑟姆让乔伊斯想起那位顾问医生,是因为她把两人归入同一类人。在她的讲述中,两人都叫伊恩这一巧合成了一个值得留意的征兆;但她的比较并不只基于名字相同——她认为文瑟姆也是那种把世界当成只属于自己的人。与那些看到有人摔倒便出手相助的陌生人相对,这两人代表了相反的行事方式——利用自己的地位或存在,让别人承担他们行为造成的后果。
死亡、取舍与道德上的不安
乔伊斯对文瑟姆之死的反应保留了矛盾,并未将其化解。某种意义上,她为他的死感到难过,但随即便把这种感受与每天发生的众多死亡并置。她不知道相关统计数字;她想说的是,总会有人死去,而比起骑自行车的人、交通管理员、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或咖啡馆老板,她宁愿死去的是文瑟姆。这份名单让她的感想回到那些曾帮助过她的具体人物身上,也让他们寻常的慷慨与她认为文瑟姆所体现的自私形成对照。
她还把这个比较扩展到亲近的人——乔安娜、伊丽莎白、罗恩·里奇、易卜拉欣·阿里夫、伯纳德,以及乔伊斯自己。比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她都宁愿遭遇致命结局的是文瑟姆。这番坦白刻意带有个人色彩。乔伊斯知道,这种取舍听起来或许自私,也不假装自己置身于生死取舍之外;她把自己也算在宁愿获救的人当中。因此,她对死者的同情与庆幸死去的是别人并存。
这一念头最终将文瑟姆之死置于无法回避的死亡事实之中。乔伊斯认为,每个人都有生命终结的一天,而那一天属于文瑟姆,尽管她怀疑他早晨醒来时并未料到会如此。伊丽莎白说他是被杀的,乔伊斯相信伊丽莎白的判断。最后这层补充将死亡本身的确定性与死亡发生的情形区分开来——乔伊斯接受文瑟姆之死并非普通离世;而她更广泛的感想仍聚焦于,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人们如何彼此相待。陌生人的援手与文瑟姆的自私成为两种相反的例子,共同构成一番既不把人性理想化、也不抹去人们行善能力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