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gel Prison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泰格尔监狱既是一所仍在运作的刑罚机构,也是弗朗茨·比伯科夫人生中的一个地标——他服刑四年后离开了那里,但监狱的墙仍持续影响着他对自由、城市和自身往事的体验。书中通过红墙、黑色铁门、劳动室、牢房和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赋予监狱具体的物质存在;后来,弗朗茨在又一次遭受沉重打击后,必须在记忆中重新面对这个地方。
场景与物理边界
泰格尔监狱首先由它的边界界定。弗朗茨站在有轨电车站旁的红墙外,回望身后已经关上的黑色铁门。在他服刑的最后一年里,他愈发难以走近这扇门;如今,这扇门标示着仍在服刑的人与刚刚获释者之间的分界。两者的对照十分实际——弗朗茨穿着黄色夏衣,已经获得自由;囚犯仍留在里面,穿着囚服,前方还有多年刑期。
这扇门并非仅仅作为抽象象征出现。一名警卫从门旁走过,墙后监狱的日常运作仍在继续。另一个稍后的场景中,清晨时警卫站在外面抽烟;到了夜里,大门便会关上。描写将这所机构置于由围墙、入口、道路和有轨电车线路构成的可辨认景观之中,因此,无论是抵达还是离开,都既取决于看得见的边界和公共交通,也取决于法律身份。
劳动与日常规制
在监狱里面,囚犯在劳动室工作,从事木工、上漆、分拣和粘贴。他们也排成单列,在操场上行走。叙述强调有序的重复——在一小时的休息时间里,囚犯必须穿鞋、戴帽、围围巾。因此,书中通过劳动、行动、衣着和定时的间隔来呈现监狱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介绍其正式组织结构。
监狱长巡视牢房的情节,让读者进一步窥见监狱的管理。他询问囚犯前一天晚上的汤如何,以及他们多久能换一次干净床单,但这番交谈暗示,提出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会认真对待投诉。一名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写道,某些监区朝东北的牢房全年都照不到阳光。他在申诉中描述人们年复一年地在没有阳光直射的房间里劳作,并呼吁调查监狱的条件。一个委员会即将视察这座建筑,视察临近时,狱卒匆忙地从一间牢房赶往另一间。这个情节将机构的监督与囚犯试图通过书面陈述让外界了解自身处境的努力联系起来。
弗朗茨·比伯科夫获释与城市
对弗朗茨来说,获释并没有立刻带来自然而然的自由感。他在墙边站了许久,任由几辆有轨电车驶过,最后才登上四一路电车。车载着他离开时,他不断回头望向监狱,直到线路转弯,树木和房屋挡住了他的视线。随后,柏林的街道、商店、报纸和陌生人纷纷涌入他的眼前。他下车,走进人群之中,但城市的喧闹并没有立即让他感到自在。从监狱大门到街道的过渡,成了一场适应的煎熬——大门已经打开,可他却觉得自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惩罚的开端。
有轨电车线路使监狱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具体。四一路电车载着弗朗茨离开泰格尔前往柏林,后来又把他带回红墙旁。小米泽死后,他茫然地在城中穿行,不知道该去哪里,便乘有轨电车前往泰格尔,站在监狱对面的马路上。他在那里看到的并非监狱日常生活的寻常景象——墙仿佛在起伏,囚犯出现在带栅栏的窗边,构成一幅幻象;他想象囚犯们正在哀叹,并将监狱与小米泽之死联系起来。这次重返将他曾经离开的地方,转变成一个直面悲痛、思考自己是否也负有责任的场景。
作为反复重返之地的监狱
当弗朗茨与自由的关系发生变化时,泰格尔监狱会再次成为参照点。起初,他无法径直离开那堵墙;后来,他第一次离开监狱的记忆,又为他第二次获释提供了参照,这一次他离开的是布赫安全病区。书中明确区分了这两次离开——第一次离开泰格尔的那个人心怀恐惧,还需要时间适应城市并重新开始生活。此前的经历由此成为衡量弗朗茨后来处境的标准。
因此,监狱在叙事中不止有一种意义。它是一所有劳动、纪律、戒备森严的出入口以及生活条件投诉的机构;它也是弗朗茨在城市不再能为他指引方向时重返的地点。监狱固定不动的墙与有轨电车和人群的流动形成对照,监狱的日常规程则与弗朗茨在外面遭遇的不确定性相映照。结尾重新讲述他第一次离开的经历,使泰格尔监狱具有长久的意义——离开监狱的地界,开启了弗朗茨试图在柏林生活的历程,却未能抹去这所机构对他记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