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kle的灭绝(镇民所认定)
永不放手的刀镇民认为斯帕克尔人已经灭绝,这既是根据留在沼泽中的尸体得出的结论,也是围绕噪声病菌的错误说法建立起来的一种叙事。托德起初以为,斯帕克尔人释放病菌后遭到灭绝;后来,本揭示病菌原本就存在于新世界,而人类的归咎助长了暴力。这种看法所反映的,不只是一个族群似乎走向终结,也反映了不完整的历史如何让这样的结局显得不可避免且合乎情理。
沼泽与沿袭的历史
托德最初的说法植根于普伦蒂斯敦周围的地貌。河流流入沼泽地,继而汇入大沼泽;他听说,斯帕克尔人把死者埋在那里。据本所说,他们的遗体适应水泽与泥泞,不会毒害沼泽,反而滋养了那里。在托德的讲述中,当死者数量多到沼泽无法容纳时,这种做法便发生了变化——尸体堆积成群,那片地方过了很久才重新变成沼泽。遗留下来的景象,为“没有斯帕克尔人存活”这一看法提供了鲜明依据。
托德出生时,这一切已经发生;他对噪声出现之前的世界毫无记忆。他尚未出生,父亲便已去世;母亲也已去世,后来由本和西利安抚养他长大。本说托德的母亲是最后一个女人,尽管托德知道,大家似乎都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即使这个细节也带有不确定性——本或许相信此事,但托德无法知道它是否属实。他童年时对斯帕克尔人命运的理解,也属于同一段沿袭而来的历史;在他有能力追问其缘由之前,他就已经接受了这套说法。
噪声与错误的起因
托德最初接受的说法认为,斯帕克尔人在战争期间释放了噪声病菌。依照这一版本,病菌杀死了一半男人和所有女人,包括托德的母亲;幸存的男人发了疯,他们的暴力最终让斯帕克尔人灭绝。这种说法把灾难变成了一条简单的归罪链——斯帕克尔人带来病菌,人类随后发疯,而斯帕克尔人就此消失。托德没有亲身记忆可以用来检验这套说法。
本后来作出的解释推翻了核心说法。病菌并非斯帕克尔人用于战争的手段——人类登陆新世界时,它就已经存在于空气中。不到一天,殖民者便能听见彼此的思想。本解释说,星球上的一切都会交流,斯帕克尔人进化出了适应这种持续信息流的能力,而人类却无法承受。过量的信息可能变成噪声,让男人发疯。因此,斯帕克尔人适应了令殖民者不堪重负的状况;他们并没有把这种状况当作武器引入新世界。
归罪与普伦蒂斯敦的形成
本把这项错误指控放在一段艰难时期中讲述。庄稼歉收,疾病蔓延,人们始终无法摆脱困境。一种恶意的布道开始把责任推给斯帕克尔人。托德说出他们成了归罪对象时,也意识到自己对此感到羞耻。因此,认为斯帕克尔人有罪并非只是对病菌起因的孤立误解——这种看法成了一套说法的一部分,使迫害得以发生。
托德得知,斯帕克尔人被杀之后,普伦蒂斯敦的男人也杀害了镇上的女人。本对这段说法作了补充——并非所有男人都参与其中,但许多人受普伦蒂斯市长和亚伦的布道影响;亚伦宣称,凡是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必定邪恶。遭杀害的人中也包括试图保护女人的男人。斯帕克尔人似乎灭绝的结局,属于一段更广泛的暴力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对不可见或不可知之物的恐惧被转嫁到斯帕克尔人和人类反对者身上。
这种看法掩盖了什么
新伊丽莎白的历史进一步使“过去随着斯帕克尔人的消失而结束”这一观念变得复杂。新伊丽莎白的市长杰西卡·伊丽莎白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并组织女孩和年幼男孩穿过沼泽逃离。在她来得及与那些没有发疯的女人和男人一同逃走之前,普伦蒂斯市长的亲信武装发动了袭击。托德理解到,结果就是新伊丽莎白变成了普伦蒂斯敦。他的母亲相信他人的善意,却没能及时逃离;为了保护托德,她把他托付给本和西利安。因此,托德长大的社区不仅是斯帕克尔人消失后留下的地方,也受到人类袭击的塑造,而这段沿袭而来的历史起初并未对此作出解释。
托德发现沼泽里有一处噪声会停止的地方,使他开始动摇对这段沿袭历史的确信。他猜想斯帕克尔人是否回来了,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无声的缺失似乎不可能存在。当他把此事告诉本和西利安时,他问斯帕克尔人是否回来了,是否会再度爆发战争。本告诉他,在离镇子足够远、不会有人听见之前,不要让这件事出现在自己的噪声里。这番警告表明,斯帕克尔人已经灭绝的推定并非无害的陈旧观念——在一个思想无所遁形、过往历史仍然令人不安的社群里,就连他们可能归来也会带来危险。
在这些情节中,小说没有解答是否还有斯帕克尔人存活。小说明确呈现的是镇上解释的不可靠——病菌原本就存在于新世界,而“斯帕克尔人造成了病菌”这一说法站不住脚。沼泽中的尸体仍是大规模死亡的证据,却不能证明人们所接受的暴力起因说法属实。托德从接受沿袭而来的确信转向不安的追问,让斯帕克尔人灭绝的推定成为一场检验——一个社群如何记住受害者、归咎于谁,以及如何掩盖自己在过往中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