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货膨胀时期

雅各布·法比安回忆德国通货膨胀时期时，并未将其视为抽象的经济年表，而是看作他生活中一连串身体与物质层面的压力——计算证券的价值、把外币换成一家杂货店以应付家中饥饿，以及度过一个无钱取暖的冬天。这些记忆为小说后来描写的失业和城市贫困赋予了个人经历的背景。它们也确立了可用金钱计数之物与不可计数之物之间的对照——两张二十马克钞票在算术上可以相互抵消，却抵消不了其中蕴含的善意。

工作、饥饿与应变

通货膨胀期间，法比安在一家股份公司工作，每天两次计算证券的实际价值，以便持有人知道自己拥有多少资本。这种日常工作使他成为货币价值不断波动的执行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把金融票据换算成数字。他用外币买下一家杂货店后，便离开了那份工作。他的解释直截了当——家里人饿着肚子。

这家店挂着“法比安博士高级食品店”的招牌，俨然是一门体面的生意，但它每日的现实从黎明前便开始。法比安和家人用一辆摇摇晃晃的手推车把货物运到市场。堂皇的店名与窘迫的手推车属于同一段记忆——繁荣的言辞无法掩盖为获得食物而付出的体力劳动。他的讲述通过职业变换、清晨劳作和饥饿，而非单靠数字，让通货膨胀变得具体可感。

法比安的求学与工作也都受到经济需求的影响。他通过考试的那一年，同时受雇于商贸展览会办公室，担任地址书写员。这一细节使任何关于职业晋升的简单叙事都变得复杂——博士学位并未让他免于从事文书工作，而他后来创业也是出于生计所迫，而非因为有一份稳妥的职业规划。

贫困的冬天

后来，法比安失业后在柏林行走，重访了贝勒—阿利安斯街上一栋他读书时住过两个学期的房子。这栋建筑在他眼中像一位老相识，但这一趟并没有带来重逢——从前房客的名字已不在门上。熟悉的房间让他想起通货膨胀时期的冬天；那时他没钱取暖，只能裹着外套坐着，准备一场关于席勒道德—美学体系的讲演。

寒冷、单薄的衣物与学术工作并置，勾勒出法比安一生延续不息的处境。他回忆说，在那段时期之前、期间和之后，自己始终贫穷，几乎看不到摆脱贫困的希望；他甚至把贫困比作一种坏习惯。因此，通货膨胀时期的冬天不仅标志着一场暂时的经济急难，也是长期不安定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这种不安定影响了他后来对职业抱负的漠然，也使他意识到贫困多么容易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处境。

物品、广告与金钱价值

小说将这段关于匮乏的记忆，与法比安后来制作香烟广告的工作相对照。在办公桌前，他钉起一张海报，画面上是科隆大教堂和一支巨大无比的香烟；接着，他尝试拟出广告语，声称这种产品无可匹敌，或高居一切之上。尽管不明白这项工作的目的，他仍照样完成任务。广告夸张的尺度与他记忆中的物质困窘形成对比——一幅宏大的画面被用来推销香烟，而从前的学生曾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坐着，后来又用手推车运送食物。

食物也把过去与当下的亲情关怀联系起来。法比安的母亲来访时，带来血肠、冷炸肉排、培根、半根萨拉米香肠、肥皂和一条领带，同时担心自己的店生意不好。她带来的包裹以具体、实用的物品回应他的需求，而非抽象地谈论繁荣。她对生意日渐衰退的忧虑，也让人想起法比安经营杂货店时所熟悉的小本生意的脆弱处境。

母亲离开后，法比安发现一张二十马克钞票和一张字条；字条让他先吃炸肉排，并解释说香肠包在包装纸里可以保存好几天。他则悄悄把另一张二十马克钞票放进母亲的手提包。母子二人互赠后，手头的钱与之前一样多，但叙述坚持指出，道德上的结果并非零——善举不能像算术总和那样彼此抵消。与通货膨胀时期的证券计算并置后，这次交换区分了金钱可衡量的价值与馈赠所表达的心意。钱可以还回去，关爱的举动却不能被算术抹去。

作为社会经验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时期的记忆属于一幅更广阔的经济动荡图景。小说描写迫近的危机时，将大规模失业与心理上的沮丧、麻痹痛苦的冲动，以及鲁莽政党的活动联系起来。与这些警讯相对的，是一种沉寂，它被比作心灵患上流行病般的麻痹。德国通货膨胀时期是这种长期社会状况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背景——不安全感持续体现在法比安的贫困中，后来又在香烟厂可能裁员的威胁和他最终失业时再次浮现。

报社办公室把经济与政治压力呈现为日常的编辑事务。明策尔和工作人员决定哪些报道从报纸上删去，哪些刊登在城市版上；待处理的条目中，有关于市政采购主管调查出现转折的报道，还有一篇必须配上标题的总理演说。这一场景展示了公共事务如何被筛选、包装，并匆忙送去付印。别处，马尔米描述了一套这样的制度——国家扶持大地主和重工业，工人工资受到压低，税收耗损大众购买力，资本则流出国境。他的分析把政策与所有权同普通人购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能力日益萎缩联系起来。

技术使这一矛盾更加尖锐。马尔米认为，机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减少劳动力，而大众购买力却不断衰退。他举出美国焚烧谷物和咖啡以阻止价格下跌的例子，也提到法国葡萄种植者为丰收而叹息，别人却无饭可吃。法比安后来遇到的发明家，则通过自己的机器描述同一矛盾——这些机器帮助纺织业把每日布料产量提高到原来的五倍，但受雇工人的数量却减少了。他称这些机器为武器，说它们让成群工人失去工作；他还回忆自己在曼彻斯特见过警察冲击被锁在厂外的工人。这些场景共同把经济危机化为一场围绕生产、就业，以及谁来承担技术和政治决策后果的冲突。

失业、记忆与道德判断

失业之后，法比安通过奔走和行政手续的拖延体验失业。他穿城而行，在阿申格尔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试图靠磨损鞋底来消磨悲伤；相反，他希望自己能退隐到一片幽深的森林里。在区就业办公室，他花了两个小时辗转经过三名办事员，最后才被告知自己找错了地方，必须到西区分点申请文职工作。这个指引并不准确——下一间办公室把他带进一群失业的护士、幼儿园教师和速记员中间；作为唯一的男性，他的出现引来了注目。

在正确的办公室里，失业的职员排着长队，出示盖章卡领取所需的印记。他们衣着考究，有时甚至十分优雅，仅凭外表很难看出他们的困境。法比安猜想，有些人会把规定的晨间报到与沿着库尔菲尔斯滕大街散步结合起来；逛商店橱窗不花钱，旁观者无法判断一个人是买不起，还是只是不想买。因此，通货膨胀时期关于饥饿的记忆，在后来获得了社会层面的回响——匮乏仍在延续，却部分隐藏在衣着、日常惯例和公共空间的仪式之中。

斯特凡·拉布德死后，法比安在车站候车室思考经济改革与道德改善之间的对照。他读着报纸，想到有人呼吁达成国际经济协定，并且思索实际的经济措施能否实现道德家希望通过改善人性来达成的目标。然而，他仍不相信，生活舒适起来就能让人变好。他设想人人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一间装有扩音器的私人厕所，以及七辆汽车——每周每天一辆——然后追问，如果人们的行为依旧如故，这样的供给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让匮乏的历史重新成为一个伦理难题，却没有将其化解——物质需求是真实的，但繁荣本身并不能解决小说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