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在逃状态

豺狼的在逃状态推动追捕从一则尚不确定的警告发展为全国搜捕，也暴露出即使是规模庞大的警察机构，对一个谨慎而行踪不定的刺客也知之甚少。当局拥有在杰卡尔入境后遭全国搜捕的法国各地展开搜索、向国外警方查询并动员地方警员的资源，但起初并不知道杀手的姓名、行动时间表或去向。与这种机构力量相对的，是一个能够更换身份、甩掉追踪并等待自己选定时机的人。他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威胁已经过去——不确定性本身反而变得危险，直到追捕在他刺杀夏尔·戴高乐的行动中以其死亡告终。

尚未得知姓名的在逃者

追捕始于一则警告，而非一名已确认身份的嫌疑人。听取内政部长的简报后，克洛德·勒贝尔得知，这项任务是命令而非请求——他将拥有一间办公室、获取必要信息的权限，以及与会各机构所能提供的资源。然而，授权范围之广，与最初证据之匮乏恰成对照。勒贝尔首先着手让搜索行动能够实际运作，包括확보一间专用办公室、限制普通人员出入，并安排协调调查所需的联络线路和工作人员。

随后，勒贝尔和吕西安·卡隆联系了国外资深刑事调查人员。他无法将此事作为警察机关之间的正式请求提出，因为调查人员尚不能确定犯罪是否已超出意图或准备阶段。他只能提供粗略的描述，且没有姓名。关键的判断依据在于其职业身份——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必定是一名顶尖职业刺客，曾成功实施政治谋杀。这样的描述足以让威胁变得可以理解，却无法据此找到目标人物。勒贝尔的同事明白，潜在目标只能是夏尔·戴高乐，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危险的目的大致明确，几乎没有可供追查的身份信息。

档案、姓名与消失的踪迹

档案最终以亚历山大·达根之名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录显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廷·达根于7月22日搭乘布拉班特快车，从刺杀准备中的布鲁塞尔进入杰卡尔入境后遭全国搜捕的法国；随后，他又出现在7月31日的乘客名单上，当时他搭乘北方之星特快列车，从杰卡尔多次变换身份并策划刺杀的巴黎前往刺杀准备中的布鲁塞尔。一份以达根之名登记的旅馆记录，所载护照号码与来自杰克尔行动中的伦敦据点的信息相符，显示他从7月22日至30日住在马德莱娜广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勒贝尔选择低调拜访，而非突袭。旅馆老板的说法让他确信，达根已于8月15日前离开，但警方仍不知道此人去了哪里。

旅馆拜访证实在逃者已经离开后，卡隆猜想老板或员工可能参与其中。勒贝尔否定了这种怀疑——他相信员工说的是实话，房客只是改变主意，于当天早晨离开。尚未弄清的是，这次离开纯属巧合，还是刺客得知警方已开始查明他的身份。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勒贝尔强调了双方处境的不对称——杀手有自己的时间表，警方却无从得知自己在何时介入了他的计划。他们知道杀手已获悉阴谋暴露，却无法知道他掌握了多少警方调查进展。勒贝尔认为，警方最好的机会，是在他尚未意识到调查已经查明多少之前，查明并找到他的新身份。

失去踪迹的同时，准备工作的迹象也愈发清晰。勒贝尔推断，在逃者一定买了油漆来改装汽车，并怀疑他从加普前往于塞勒时，驾驶的已经是一辆改装过的车。如果调查确认他是在加普买的油漆，那么时间上的先后表明，他收到了达根身份已被发现的警告，随即匆忙离开。勒贝尔无法证实是谁传递了消息，也不清楚消息是如何传出的；他认为，传递者可能是法国或杰克尔行动中的伦敦据点的联络人，也可能是负责处理调查的官员中有人泄密。他怀疑中间人瓦尔米，但将此视为有待调查的解释，而非定论。线索显示有人警告并促使其逃离，却仍未揭示警告经由何种渠道传递。

法国成为搜索网格

在发现逃犯的汽车后，勒贝尔命令瓦朗坦警务专员尽可能多地派遣精干警员前往于塞勒，并以汽车发现地点为中心组织地毯式搜索。搜索刻意立足当地、讲求实际——警员要走访农庄、村庄商店和咖啡馆、旅馆以及伐木工人的住处，也要询问经常走这条路的农民。他们寻找的是一名身材高大、金发、法语流利的英国人，带着三个手提箱和一只手提包，身上有不少现金，而且可能显得像是露宿过。勒贝尔还指示瓦朗坦警务专员用一套误导性说辞阻止记者靠近，声称警方可能在寻找一名车祸后神志不清的幸存者。如果警员找到此人，必须将他包围，而不是上前接触。

这次部署既展现了搜索的覆盖范围，也显出了它的局限。警方可以根据汽车的位置绘制搜索地图、借助当地人的知识，并寻找逃犯行踪的证据；但他们无法直接知道他身在何处。勒贝尔告诉卡隆，那人还活着、仍然逍遥在外，而且携有武器，并命令继续搜寻他和汽车。与此同时，刺客藏身在科雷兹省的一座城堡里，盘算着自己在巴黎执行任务之前剩下的日子。警方不断扩大的搜索范围与他隐蔽的藏身之处形成对照，使在逃状态不只是一场跨越距离的竞赛——他已经身处警方搜索的区域之内，却仍未落入调查人员掌握之中。

等待、误判与重新追捕

连续三天，追踪线索中断。在一次次会议上，豺狼已经秘密离开法国的看法愈发占上风，只有勒贝尔仍坚持认为杀手还在法国境内，正在潜伏等待。他的同事认为，企图逃离是最有可能的解释——他们推断，只要逃犯仍在法国，就终究必须现身前往边境。勒贝尔的坚持至关重要，因为这使调查仍然将注意力放在一个或许根本没有逃跑的人身上。

后来，勒贝尔承认，自己迟迟未能理解刺客拖延的意义。豺狼离开加普后并没有立刻前往巴黎；他进入法国后，先消磨了一周时间。勒贝尔由此断定，这并非犹豫不决，而是选定行动日期的迹象。这一区别改变了隐匿的含义——逃犯未必在寻找尽早离境的机会，而是在保留按照只有自己知道的时间表行动的自由。警方搜寻的是一个会移动的目标，但目标最关键的行动，也许恰恰是有意按兵不动。

8月24日晚，内政部长告诉勒贝尔，搜索未能找到那个人。据信，秘密军组织也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黑社会中人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其他线索来源也认为他在巴黎的可能性不大。这份正式的失踪报告，为勒贝尔在整个追捕过程中一直不愿接受的不确定性赋予了制度层面的确认。刺客销声匿迹，并不能证明他已放弃目标；这意味着警方和他过去的联络渠道都无法可靠地掌握他的行踪。

在逃状态的终结

豺狼最终在试图射杀夏尔·戴高乐的仪式现场暴露。一名警卫报告说，唯一通过封锁街道的人是一名年长、明显患病的男子，他声称住在附近，带着身份证和一张战争伤残军人证。这身伪装让他通过了检查站，但这个细节又将搜索引回他留下的具体证据——一个看似无害的人影，已经越过警方原本要守住的边界。

袭击开始时，克洛德·勒贝尔看见一名共和安全警察部队警卫倒下，便拿起警卫的MAT 49冲锋枪。他在豺狼举枪瞄准时开火。一阵子弹击中刺客胸口，将他打得向后倒去，当场毙命。枪声对外被解释为一辆摩托车的消音器出了故障，因此这次枪击没有被认出其真实性质。豺狼死后，他的在逃状态并非以投降或成功在边境拦截告终，而是在伪装和漫长追捕一再延宕的近距离暴力冲突中结束。直到决定性时刻之前，他始终未落入警方掌握；最终制止他的，正是那位坚持认为他消失并不代表他已放弃行动的调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