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

1920年在小说中既是一個日期，也是一种历史氛围。它指称另一种美国现代性的表面巅峰——军事安全、经济繁荣、建筑焕新、行政自信——同时也暴露出这种自信所付出的道德代价。这一年最具象征性的机构，是1920年4月13日在华盛顿广场启用的首座政府致死室——一座美丽的公共花园与古典建筑，专门用于由国家认可地终结无法忍受的人生。在这种官方平静周围，叙事安排了私人精神失常、城市贫困、战时恐怖，以及《黄衣之王》令人不安的文化力量。

1920年作为国家秩序的顶点

小说在年末附近引入1920年，将其描写为温思罗普总统任期最后几个月所采纳方案的表面完成。解决关税与劳工问题后，美国被描述为安宁而繁荣。萨摩亚群岛战争据称没有留下可见伤痕——诺福克的临时占领已在海军胜利以及冯·加滕劳布将军的部队在新泽西溃败之中被遗忘，而古巴与夏威夷的投资获得百分之一百的收益，萨摩亚也证明是有价值的加煤站。

这种繁荣与军事准备密不可分。沿海城市受到陆上要塞保护；军队扩充至三十万人，并拥有一百万人的领土预备役；六个巡洋舰与战列舰中队巡弋可通航海域，另有一支蒸汽舰艇预备队足以控制本土水域。通过设立外交官学院，外交训练实现了职业化，美国不再把无能的爱国者派往海外担任代表。国家的自信体现在它能够从外交政策到林业、野生动物保护和内部安全，安排一切事务。

国家的物理转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受管理进步的印象。芝加哥因芝加哥第二次大火暂时瘫痪后，从废墟中崛起，成为一座白色而帝国式的城市。在纽约，街道被拓宽、铺砌并安装照明；树木与公共广场取代了城市混乱；高架结构被拆除，改建为地下道路；环绕岛屿的石砌码头则被改造成公园。国家支持的戏剧与歌剧、美国国家设计学院、新政府建筑、兵营和国家骑警，都属于同一种构想——通过机构、基础设施与中央权威，让文明变得可见。

这一年份背后的政治时间线

小说通过一连串压缩的城市与政治里程碑构造出1920年。纽约高架铁路于1899年夏季被拆除，多奇雕像于1900年移除，而要求废除禁止自杀的法律的鼓动始于次年冬季。该运动最终促成首座政府致死室于1920年4月启用。因此，这个日期记录的并非一项孤立改革，而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终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重新界定了个人生命、公共道德以及可接受的绝望形式。

其他改革也被呈现为国家平静的促成因素——与法国和英国签订新条约、限制移民、将排斥外国出生的犹太人作为自我保全措施、修改归化法、解决苏瓦内独立黑人国家问题，以及逐步集中行政权力。印第安人问题的解决，以及以印第安骑兵侦察队中队取代早期军事附属部队，也被视为行政体系完成的进一步标志。宗教大会之后，据说偏见与不宽容已经被埋葬，而仁慈与慈善将相互竞争的教派聚拢在一起。由此形成的平静如此彻底，以至于一些观察者相信千禧年已经到来，尽管欧洲正承受无政府失序状态。

政府致死室

与1920年相关的最具体事件，是首座政府致死室于1920年4月13日在华盛顿广场南侧启用，地点位于伍斯特街与南第五大道之间。政府于1898年冬季取得了这整块街区。原有的外国人咖啡馆与餐馆被拆除，场地以镀金铁栅栏围起，并改造成拥有草坪、鲜花和喷泉的花园。

中央矗立着一座严峻古典风格的小型白色建筑。六根爱奥尼亚柱支撑着屋顶，唯一的入口由青铜制成。门前立着《命运女神》，这是年轻的美国雕塑家鲍里斯·伊万创作的一组华美大理石雕像；鲍里斯·伊万二十三岁时死于巴黎。这个环境赋予该机构一种令人不安的公共美感——死亡机器并未隐藏在监狱或医疗后室，而是被置于装饰性的公共景观之中，并由古典艺术加以框饰。

落成仪式动用了国家的全部仪仗。一支美国枪骑兵团在建筑周围列成空心方阵，纽约州州长则站在面向华盛顿公园的高台上致辞。他身后站着纽约与布鲁克林市长、警察总监察长、州军队司令、利文斯顿上校、布朗特将军、汉密尔顿少将、布夫比海军上将、兰斯福德军医总监、国家免费医院的工作人员、怀斯与富兰克林参议员，以及公共工程专员。国民警卫队的骠骑兵包围着高台。军事、医疗、警察、立法与市政权威由此共同汇聚于这一新机构周围。

州长解释说，禁止自杀并惩罚自我毁灭未遂行为的法律已经废除。政府如今承认——一个人的存在若因身体痛苦或精神绝望而变得无法忍受，他便有权结束这种存在；与此同时，政府还认为，将这类人从社会中清除会使共同体受益。他声称，废除相关法律后，自杀人数并未增加，并宣布计划在每一座城市、城镇和村庄设立致死室。关于缓解痛苦与公共利益的语言使这项政策听来人道，但其全国范围也显示出，一个国家已经准备把死亡标准化为一种公共服务。

公共年份中的私人心灵

1920年的公共历史经过一名叙述者的医疗经历过滤，而他的经历使这一时期关于理性控制的主张变得复杂。落成仪式当天，他从麦迪逊大道上的约翰·阿彻医生家中步行而来。四年前，他从马上摔下，在人行道上失去知觉；马匹被射杀后，约翰·阿彻医生判断他的脑部受到影响，并将他收治进私人精神病院，以治疗精神失常。多年以后，医生宣布他已经康复并让他离开，尽管叙述者坚持认为，自己的头脑一直和医生的一样健全，甚至更为健全。

坠马改变的是他的性格，而不是损害他的心智。他变得积极、精力充沛、节制而有抱负，不再是一个懒散的纨绔青年。然而，他的康复由最初误判他的同一权威认证这一事实，使1920年那些自称理性的机构显得不稳定。政府声称能够分类并管理绝望；约翰·阿彻医生声称能够分类并管理疯狂；叙述者的自信则不安地处于这两种体系之间，也处于他的叙述可能并不可信的可能性之间。

《黄衣之王》的文化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据说，法国当局查获抵达巴黎的译本后，这本书便从一座城市传播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大陆传播到另一个大陆。它遭到禁止、没收，被新闻界与布道者谴责，甚至受到激进文学批评家的审查；然而，人们也承认它包含艺术的最高音调。它表面上平庸而天真的第一幕，为后来更具力量的打击作了准备；它带毒的语言则被描述为人性无法承受之物。在这种背景下，1920年的政治平静成为一种表面，而一部能够瓦解艺术、真理、疯狂与传染之间稳定界限的文本正威胁着这层表面。

战争、饥饿与时间意义的破碎

虽然1920年属于美国的政治年代顺序，但所供叙事反复将这种秩序置于巴黎围城与匮乏的场景对照之下。一座冰冷的城市被一条冰冷的河流切开；寒冷使呼吸疼痛、行动困难，雨夹雪覆盖着路面，拉丁区笼罩在灰色的十二月天空下。一个衣衫褴褛的小流浪儿守在下水道口上方，一只温热而流血的老鼠挂在将他的破衣烂衫系在一起的绳子上。这些意象使饥饿与贫困成为物质处境，而非抽象的社会问题。

围城也改变了等待的体验。轰击成为普鲁士炮火持续不断的雷鸣，其间夹杂着瓦勒里安山炮台传来的震响；炮弹如流星般横过天空，伊西堡上空火箭闪耀，北方要塞则像篝火一样燃烧。人们在患病、饥饿与寒冷中等待，接受出击或饥饿，因为投降已不再是可以想象的解脱。同一座在美国年代叙事中显得组织严密、戒备森严的现代城市，在巴黎场景中却成为一个由流言、炮击、疲惫与集体恐惧支配感知的空间。

午夜时分，巴黎的城门仍被曾经是一支军队的残余堵塞。骑兵、炮兵、步兵、机动卫队、没有士兵的军官、没有军官的士兵，以及载着沉重负荷的救护车，混乱地涌过城门。后来，在火灾、劫掠者和逃亡平民之间，韦斯特、布雷思与科莱特（巴黎围城）目睹哈特曼被带到兵营的栅栏后面；随后传来一阵齐射。归来部队的呼喊——“完了！完了！”——将军事失败变成一种集体处境。这些场景不像华盛顿广场仪式那样直接属于美国官方年代顺序，却揭露出国家进步语言所掩盖的暴力与脆弱。

叙事意义

1920年将公共仪式与私人不确定性、战时废墟连接在一起。它的年代顺序承诺，历史可以通过方案、条约、军事体系、城市规划、宗教大会和法律改革得到解决。然而，这一年建立的核心机构，是为那些痛苦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人设立的致死室；它光洁的建筑使死亡看起来仿佛公共行政的又一项成就。

作为文学中的时间标记，1920年因此承载着一种有意设置的矛盾。这是美国似乎已经掌控战争、贫困、城市丑陋、宗教分裂，甚至自杀法律地位的一年；但也是这些掌控尝试暴露出其强制性与心理阴影的一年。这一年的有序公共叙事包围着一个正从精神失常收治中恢复的叙述者、一本能够如疾病般传播的禁书，以及寒冷、饥饿、炮击与处决的平行场景。1920年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表面的和平并未终结不稳定；它只是赋予不稳定一种臻于完善的制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