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13日
黄衣之王1920年4月13日标志着纽约首座政府致死室启用，也使这部作品未来美国经过改变的政治与道德秩序具体成形。过去或许会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如今被公开重新界定为一种受监管的公民服务——国家承认个人结束无法忍受的生命的权利，并提供一个可以无痛获得死亡的指定场所。
历史与政治背景
这一日期属于一段广阔的另类历史——美国从接连不断的危机中走出，行政权力日益增强，表面上也更加繁荣。在萨摩亚群岛战争之后，对诺福克的临时占领逐渐淡出公众记忆；与此同时，海军胜利、设防的沿海城市、三十万人的常备军以及一百万人的领土预备役恢复了国家信心。城市重建、以地下道路取代高架铁路，以及将纽约市滨水区改造成公园，共同呈现出一个通过大型公共工程与集中化组织来理解进步的社会。
致死室政策被描述为一场鼓动运动的最终成果；这场运动始于1900年移除多奇雕像之后的那个冬天。禁止自杀的法律最终于1920年4月废除，政府随即从法律容忍转向直接提供。因此，这一新机构不只是孤立的一栋建筑——它是一个过程的最终行政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毁灭成为公共政策、官方语言与国家基础设施所处理的事务。
华盛顿广场的启用仪式
首座致死室建在华盛顿广场南侧，位于伍斯特街与南第五大道之间。政府于1898年冬天购下整街区，拆除了供外国人使用的破旧咖啡馆与餐馆，以镀金铁栏杆围住场地，并将其改造成一座拥有草坪、鲜花与喷泉的花园。花园中央矗立着一栋小巧而极其古典的白色建筑，设有六根爱奥尼亚柱、一扇青铜门，周围簇拥着成片鲜花。这个环境将精心培育的美与死亡的物理承诺结合起来，使该机构同时显得具有仪式性、卫生性与不祥的永久性。
门前立着一组名为《命运女神》的大理石群像，作者是年轻的美国雕塑家鲍里斯·伊万；他于二十三岁时死于巴黎。雕塑为致死室赋予了艺术与神话的框架。它的存在也将这一新的政府实践同全书反复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美可以携带令人无法忍受或具有毒性的力量。花园并未被描绘成阴森的监狱；它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公民空间，而其精致反而使这项政策更加令人不安，而非减轻不安。
仪式与官方学说
启用仪式在严密的军方与政府监督下进行。一支美国枪骑兵团在建筑周围组成空心方阵，国民警卫队的轻骑兵则包围着高起的讲台。纽约州州长主持仪式，纽约市与布鲁克林市市长、高级警察与军方军官、北河舰队的布夫比海军上将、兰斯福德军医总监、国家免费医院的工作人员、怀斯与富兰克林两位参议员，以及公共工程专员都聚集在他身后。这种布置使启用仪式成为国家典礼，而非私人医疗行为。
州长的演说提出了这项政策的明确理由。他宣布，惩罚未遂自我毁灭行为的法律已经废除，因为政府承认——当身体痛苦或精神绝望使生命变得无法忍受时，个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还表示，社会应当能够从将这类人从自身中移除的做法中获益。因此，这篇演说将怜悯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致死室向受苦者承诺解脱，同时也把绝望者界定为一个可以被移除、且移除或许有益于集体利益的群体。
州长补充说，废除这些法律并未增加美国的自杀人数，并宣布每座城市、城镇与村庄都将设立一间致死室。因此，这项计划被构想为一个全国性体系，而非局限于纽约市的实验。其关于无痛解脱的语言以及普遍可用的承诺，使死亡获得了公共事业般的官僚化规律；与此同时，沉默的人群与军队的队形又保留了庄严而受控的门槛氛围。
叙事背景与意义
叙述者从约翰·阿彻医生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宅邸步行离开后，遇见了这场仪式。这次拜访使人回想起叙述者早先从马上跌落、被判定为精神失常后收治于约翰·阿彻医生的私人疯人院，以及后来被宣布已经没有任何需要治愈的病症。这种并置将医疗权威置于国家新获得的死亡权力旁边。叙述者亲身经历过被某个机构分类归档的危险，而启用仪式则使这种机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变得可见。
这一日期也与本书其他时间层次形成对照。在别处，十二月的夜晚、炮火与巴黎围城通过轰击和疲惫来衡量时间；午夜时分，一支军队的残部堵塞巴黎城门，归来的部队则以饥饿、崩溃的人群姿态进入城内。而在1920年4月13日的纽约市，时间却由一次启用仪式、一项官方声明，以及枪骑兵、轻骑兵与骑警的有序行动来标记。这种对照并不只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对照。它展现了两种有组织的死亡——一种由军事冲突造成，另一种则被合法化、置于园林景观之中，并作为解脱加以管理。
叙述者阅读《黄衣之王》时，这一日期还进一步笼罩在阴影之下。尽管遭到没收、谴责与审查，这本书的禁忌力量仍从一座城市扩散到另一座城市，从一块大陆扩散到另一块大陆；它的第一幕看似平庸，第二幕却带来更加可怖的打击。1920年4月13日同样展现出一种经过打磨的公共表面，而其含义比仪式起初承认的更加令人不安。致死室的启用，是一个以秩序、建筑、军事准备与行政镇定自负的文化，正式将死亡纳入日常公民生活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