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至6月1日

5月31日至6月1日这一夜间时段，使日历上的一个日期细节成为调查霍默·加马什遇害案时决定性的不在场证明。莉兹·博蒙特回忆说，博蒙特一家在5月31日星期二举办过派对；法医对死亡时间的估计是6月1日凌晨一点至三点之间。人们对这场聚会的记忆，为萨德·博蒙特在关键时段的行踪提供了证人；而聚会与杀人案之间的时间间隔，则暴露出萨德可能犯下这起罪行的说法有多牵强。

调查中的日期

艾伦·潘伯恩要求萨德交代自己从5月31日晚上十一点到6月1日凌晨四点之间的行踪。这个问题将夜间时段确立为调查的实际界限——仅仅证明萨德通常在家或在卡斯尔罗克还不够；警方需要知道，在可能发生谋杀的那几个小时里，他身在何处。

法医的尸检将霍默的死亡时间确定在6月1日凌晨一点至三点之间。潘伯恩解释说，霍默是被自己的假肢手臂杀害的。因此，法医估计的时间正落在警方询问萨德的时段之内，这使派对的具体时间——而不只是派对是否举办——对萨德的辩护十分重要。

派对与不在场证明

潘伯恩提到5月31日时，莉兹用手指倒数，认出那天是星期二，并想起博蒙特一家当晚举办过派对。她突然想起这一点，改变了谈话的方向——她没有在毫无佐证的情况下声称萨德在家，而是指出当时有一场聚会，屋里有许多可能的证人。她估计至少有二十五人参加。

潘伯恩并不把这段回忆本身当作证据。他说，如果证人能够证实萨德午夜前后在派对上，警方就可以排除他的嫌疑，尤其是结合了法医对死亡时间的估计之后。因此，这场派对赋予这些日期以证据效力——它证明在霍默遇害的时段到来前不久，博蒙特家中有证人在场，也使萨德当时可能身处别处的说法难以成立。

想象中的双胞胎与谋杀时间线

萨德以一段详尽的假设来检验对自己的怀疑。他设想有一名长相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主持派对、与莉兹同睡一室，并照常赴约，而萨德则开着霍默的卡车前往康涅狄格州的一处公路休息站，偷走另一辆车，前往纽约，再继续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那里，他还得杀害弗雷德里克·克劳森，然后返回卢德洛。他甚至将这场骗局扩大到莉兹身上，暗示她可能也帮忙维持了假象。

这段叙述是讽刺性的重构，并非对实际发生之事的报道。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行程揭示了指控成立所需的条件——两个萨德分别出现在不同地点，同时又让人以为只有一个人过着寻常生活。莉兹听后笑了，潘伯恩则明显惊讶地看着萨德。在眼前的调查中，莉兹记得的派对及其证人，比想象中的双胞胎更具体地回答了有关这些日期的问题。

这一时段的另一层意义

5月31日至6月1日这一时段，也关联着书中对萨德笔名的叙述。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萨德将1973年至1975年初的阴雨时期描述为一段艰难的日子；当时，他希望拥有一个有别于自身的身份，以摆脱写作障碍。他将乔治·斯塔克这个名字与唐纳德·E·韦斯特莱克使用笔名理查德·斯塔克的做法联系起来，也提到韦斯特莱克不同写作风格之间的反差。

这段叙述将身份较早的起源与当下夜间展开的调查区分开来——历史上的那段时期解释了萨德为何创造另一个名字，而5月31日和6月1日则构成警方调查一起具体谋杀案的时间锚点。这些日期使小说关注的两个主题——作者身份与犯罪身份——汇聚于关于是否在场、证人和责任的具体问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