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6日

2005年10月6日，初步法医毒理检测结果为调查人员带来了纪念医疗中心死亡事件调查中的一条重要新线索。实验室主任罗伯特·米德尔伯格打来的电话，为弗吉尼娅·赖德和检察官巴奇·谢弗带来了似乎与他们怀疑相吻合的证据；然而，遗体状况以及死后检测的局限，使这些证据的含义仍未明朗。

初步报告

9月22日，州和联邦调查人员将从纪念医疗中心十八具遗体采集的组织样本送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威洛格罗夫的National Medical Services, Inc.。到10月6日，实验室仍在处理这些案件。米德尔伯格致电总检察长办公室通报进展，赖德将电话设为免提，让谢弗和另一名特别探员也能听到。他提醒众人，样本因腐败而不够理想，分析工作也尚未完成。

米德尔伯格报告说，十八个案例中有九个检出吗啡，另有大约五六个检出咪达唑仑。这些结果立刻显得重要，因为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LifeCare医疗机构的患者体内是否检出了吗啡和其他镇静药物。谢弗请米德尔伯格解释咪达唑仑，表明这通电话是一次调查情况通报，而不是对检测结果作出的定论。

与调查人员名单相符

阳性结果恰好与总检察长可疑死亡名单上的姓名相吻合，尽管实验室此前并未获知名单上的姓名。这种对应令调查人员吃惊——毒理检测结果与他们独立整理出的名单似乎彼此印证。米德尔伯格将吗啡浓度描述为偏高，这一说法令赖德和谢弗印象深刻。

这种吻合增强了调查依据，但并未回答检测结果引出的所有问题。遗体在被发现前已在高温环境中腐败一个多星期，无法进行常规血液检测，也使组织中药物浓度的解读更为复杂。一名志愿病理学家曾告诉赖德，药物仍可能在较耐久的组织中检出，包括肝脏、大脑和肌肉，或积聚在腹腔内的液体中。10月6日公布的发现，正是调查人员在延误和遗体状况不利的情况下努力提取证据的结果。

这些发现能够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

后来的审查强调，在死后组织中检出药物，并不等于确定了给药剂量、给药时间、死因或某人的意图。专家讨论了药物是否可能因反复给药而蓄积、肾脏或肝脏疾病是否可能影响药物清除，以及药物组合是否可能抑制未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呼吸。他们还将现有病史和医疗记录与毒理检测结果及记录在案的死亡时间进行比对。

这些结果的解释局限成为争议的来源。验尸官弗兰克·明亚德咨询了毒理学家史蒂文·卡奇；卡奇认为，遗体经历长时间高温后，其药物浓度无法可靠地证明死亡前体内的浓度，并建议将医学死因留作未定。法医病理学家迈克尔·巴登认为，即使无法还原确切剂量，检出这些药物仍然意义重大；西里尔·韦克特反驳说，不能将高检测结果必然归因于腐败，同时也承认自己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检测只是小规模、未发表的研究。因此，10月6日的报告成为一项重要证据，而非最终裁定。

转折点，而非定论

调查仍在汇集不同类型的证据。纪念医疗中心病理学家约翰·斯金纳和实验室主任戴维·海坎普在撤离后检查医院时，记录了死者姓名和所在位置；他们的笔记和回忆有助于确定死亡发生的时间。调查人员还面临媒体报道和证人之间讨论可能改变日后回忆的风险，因此谨慎访谈和同时期记录尤为重要。

后续毒理审查将范围扩展至最初十八份样本之外——米德尔伯格的实验室对来自纪念医疗中心和LifeCare医疗机构的四十一具遗体进行了分析，其中二十三具检出吗啡、咪达唑仑，或两者兼有。这些范围更广的结果需要结合医疗记录逐案考量，因为遗体腐败程度和患者各自的身体状况都会影响结果的解读。因此，10月6日是一个调查模式已清晰到足以推动深入调查、但因果关系和责任归属仍未确定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