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丁戈离开澳大利亚丛林后的新家园，但在叙述者的教导中，它也象征着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图景——一个被视为楷模的国家，其法律、平等与社会纪律理应改造它最新加入的公民。丁戈不为所动，使这幅爱国图景变成对叙述者文明与教育信念的讽刺性考验。

背景与公民理想

在一个宁静的清晨散步时，叙述者告诉丁戈，他已经离开澳大利亚丛林，来到了法国。他将这个国家描述为温和而令人敬佩，由平等主义的风俗以及和谐、公正的法律所治理，并称它为最优秀、最光荣的国家。叙述者对法国的这番描绘并非可信的写实——他承认自己没有向丁戈如实描绘欧洲生活，而是更愿意讲些含糊而宽慰人心的泛泛之谈。

这番教导还以国家忠诚来界定归属。叙述者认为，丁戈既然接受了法国给予他的物质利益，就也有义务接受这个国家、共和国以及他自身所带来的道德益处。他以爱国主义的方式将法国与其他国家对比，把其他国家说得低人一等；因此，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法国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一场夸张的自我庆贺。

入籍与公民身份

叙述者将丁戈最近入籍一事视为他承担新公民义务的依据。他区分了丁戈所获得的权利与其选择法国身份后所应尽的义务，同时指出，丁戈的担保人爱德华·赫珀特爵士替他作出了这个选择。这种安排使这番教导显得颇为尴尬——叙述者敦促丁戈承担责任，却又说这些责任是由别人替他选定的。

为使这一要求令人印象深刻，叙述者提出了一条源自历史上各个统治多数派思维方式的好公民定义——凡是不属于受优待政治共同体的人，都会被视为坏公民。这条格言削弱了叙述者对平等主义法国的赞美，揭示出关于公民美德的普遍主张多么容易沦为划分内部人与外部人的界线。

丁戈的抗拒与法国在叙事中的作用

这番演说并未说服丁戈。叙述者庄严地讲述公民责任时，丁戈却在观察一只穿行于草丛中的蓝甲甲虫；他只是分了心，并未受到言辞打动。这一对照将丁戈眼前所关注的非人事物，与叙述者试图用来教导他的宏大抽象观念并置起来。

叙述者坚持不懈，提出越来越强硬的论点，作出越来越动人的劝说，但日复一日，总有新的迹象表明他的教导已经失败。丁戈原有的激情并未随着年龄增长或一番说辞而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明确，更具攻击性。因此，法国不仅是丁戈被收养后的生活之地，也是叙述者公民改造理想的试验场。叙述者最终承认这一理想已经失败——居住在法国并取得法国国籍，并没有使丁戈成为他所期望的文明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