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
亡灵节2002年4月，退休的前警长布兰登·沃克重返一桩三十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案件——罗珊·奥罗斯科遇害案。他与罗珊的母亲艾玛·奥罗斯科合作，将当下的调查与1970年保留地凶杀案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联系起来。这个月的故事进程，既围绕着找回曾被忽视的证据这一可能性展开，也涉及如何在寻找证据时避免重蹈覆辙，不再重复那些导致案件悬而未决的漠视与程序性伤害。
退休调查员重返工作岗位
四月的叙事以布兰登为开端。当时六十一岁的他，在图森盖茨山口附近家中新安装的恒温泳池里游泳。他游泳是为了锻炼耐力，而不是追求速度或计算距离，同时还要应对右髋和左膝的疼痛。他的医生提过可以考虑关节置换手术，但布兰登不愿认真看待这个建议，也希望别再让戴安娜·拉德为安排就诊而费心。日常生活的这一幕展现出一个正在适应退休生活的人，尽管他过去的职业习惯依然挥之不去。
布兰登退休，是因为竞选连任皮马县警长失败。艾玛来找他时，他已经多年没有接触相关事务；然而她的请求让他兴奋得彻夜难眠。他整夜反复回想两人的谈话，而再次调查的可能性也为他的日子带来了新的方向。他重返调查工作并非警长办公室正式重启案件的结果——艾玛向布兰登和与旧谋杀案有关的团体“最后机会”寻求帮助。
艾玛·奥罗斯科想要知道真相
布兰登与艾玛见面时，她正看着丽塔·安东尼制作的一个篮子——篮子上有一枚饰有“迷宫中的人”图案的圆章，红色纹样由丝兰根编织而成。篮子的红色让布兰登想起娜娜·达德曾告诉他的说法——制作这种篮子时，丝兰必须死去。艾玛凝视着图案，似乎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一幕也将她的寻访置于一种文化背景之中，而布兰登已学会谨慎以待。
布兰登没有直接向艾玛提问，只是说了一句她等了很久才谈起这桩案子。她解释说，已故丈夫亨利曾希望全家忘掉发生过的事。如今他已经去世，她说，自己是罗珊的母亲，想知道真相。布兰登看着她的倒影，而不是直视她；他明白，要她向一个白人陌生人谈起过去，违背了她一生所受的教诲。她紧握助行器，也映照出追查此事对她而言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甚至“谋杀”这个词都让她难以说出口，但布兰登明白，哪怕公众早已转移注意力，孩子的死亡对留下来的人而言，依然是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核心之事。
艾玛的请求也触动了布兰登自己的往事。1970年，他没有经手罗珊的案子。前一年，他曾调查吉娜·安东尼遇害案；由于吉娜是在保留地以外被盎格鲁人杀害，案件归皮马县警长办公室管辖。调查从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安德鲁·菲利普·卡莱尔，追查到他的学生加里森·拉德，也就是戴安娜的第一任丈夫。加里森死时，人们误以为他是自杀；布兰登始终对调查结果和卡莱尔的认罪协商感到不满。发现罗珊遗体时，布兰登刚离婚，经济拮据，还要照料病重的父亲；他庆幸自己没有接手这桩案件。
被忽视的调查记录
罗珊案中的管辖权划分影响了后续调查。尽管从未找到谋杀现场，调查人员仍认定罗珊死在保留地，且是被另一名印第安人杀害。此类案件由联邦调查局或地方部落警察负责，而非县警长办公室。布兰登回忆说，联邦调查局对保留地谋杀案的调查往往流于表面；而名为“法律与秩序”的帕帕戈部落警察部队缺乏训练、装备和经费。该部队的调查没有取得结果。艾玛的叙述让布兰登明白，自己甚至不曾确切了解这桩案子的调查究竟停滞到了什么程度。
时至今日，记录提供了一种可能，让调查得以绕过原有调查的一些局限。一项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拨款资助的研究，将塞尔斯印第安卫生服务医院的健康记录数字化，其中包括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记录。这项研究原本旨在比较寿命并追踪死因，也为医院的肾透析中心提供支持；该中心同时获得部落赌场运营收入的资助。因此，罗珊1970年7月做阑尾切除手术的记录理应在系统中。然而，记录存在并不意味着就能查阅——布兰登预料，像他这样来自外部的白人提出申请，会遭到礼貌的拒绝。他希望艾玛遇到的阻力会少一些。
找回的证据——以及找回证据的代价
到了2002年，调查人员可以使用1970年尚不存在的工具，但要运用这些工具，就必须踏入一个既关乎情感、也关乎程序的雷区。布兰登得知，最初的理论将调查重点放在罗珊孩子的父亲身上。调查人员发现罗珊的父亲并非孩子的父亲后，调查便失去了势头。艾玛在一处铁丝网围起的小墓园里指出罗珊的墓，并说她的父亲也葬在那里。孩子的遗骸与母亲分开安葬，这使进一步检验成为可能，不过艾玛不知道孩子是否经过防腐处理。
艾玛没有等待正式许可便采取了行动。天黑后，萨姆·塔什昆斯和艾玛的孙子挖出了孩子的遗骸；艾玛解释说，向部落议会申请许可会耗费太长时间。他们将遗骸交给布兰登，但此举也损害了证据链。身为“最后机会”的成员，而非宣誓就职的警员，他陷入两难——既急于帮助幸存者，又需要确保证据经得起法庭检验。他感谢艾玛，也承认她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没有假装程序问题已经消失。
对拉格朗日宅邸证据的另一项检验，展现了法证工作的潜力与局限。阿尔文·米勒发现了被认为是凶器的砍刀，它正浸泡在厨房水槽的肥皂水里。肥皂洗掉了部分血迹，但刀上没有留下可用的指纹。相比之下，盘子和银餐具上有两组相对清晰的指纹。阿尔文先手工增强指纹，再将其送去比对。他在两组餐具上都找到了嫌疑人的指纹，可能是嫌疑人上菜和收拾餐具时留下的；他将这些比对结果暂时搁置，同时等待对未知指纹进行核查。
调查方向逆转
逐渐展开的指纹比对结果，动摇了布兰登原本坚信拉里·斯特赖克就是凶手的判断。奥罗斯科案中的指纹，没有一枚与拉里相关的汉堡王咖啡杯上的指纹相符。相反，奥罗斯科案中的一枚指纹与从埃里克·拉格朗日家中提取的一枚身份不明的指纹相符；另一项比对则将奥罗斯科案中的一枚指纹与尤马县的证据联系起来。布兰登对拉里有罪深信不疑，投注了太多情感，因此无法立刻放弃这一理论。布莱恩·费洛斯告诉他，结果显示仍有一名可行的嫌疑人——此人既在1970年罗珊遇害时在场，星期六晚上也在拉格朗日家中。
因此，2002年4月，调查从一位母亲迟迟未能提出的问题，推进到证据方向的重大转变。记录和法证工具提供了原始调查所不具备的可能性，但资料获取和程序仍然至关重要——艾玛挖掘坟墓的举动造成了证据链问题，而指纹比对结果并未证实布兰登最为坚信的怀疑。这个月的核心进展并非简单地重获确定性，而是通过合作重启一桩遭到忽视的案件；每一条新线索，都要求调查人员重新审视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