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战时地点，其意义超越了地理范围——它是一座与离去、轰炸、强制迁徙和记忆相连的城市。通过科隆，叙事将一个普通的地名转化为衡量战争如何改变街道、身体、家庭，以及那些从毁灭中被带走的记忆的尺度。

离去与归返之地

在帮助莉伊塞尔·梅明格和鲁迪·施泰纳逃离亚瑟·贝格的帮派几周后，亚瑟搬到了科隆。离开前，他在慕尼黑街旁的一条小巷里送洗衣物时遇到了莉伊塞尔，并给她一个装有十二颗栗子的棕色纸袋。他开玩笑提到自己在烘烤业有熟人，以此介绍这份礼物，随后用拳头轻敲两个孩子的额头，警告他们不要一次把栗子全吃掉。这个举动充满亲切，却也意味着诀别——那次相遇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亚瑟。

后来，叙事通过一段悼词回到科隆的亚瑟身边，将这个活着的人与围绕着他的战时死者区分开来。城市的天空被描写成黄色、腐烂，边缘正在剥落，而亚瑟靠墙坐着，怀里抱着妹妹。当她停止呼吸后，他仍留在她身旁，准备抱她数小时。因此，科隆既成为亚瑟童年世界终结的地方，也成为迫使他与死亡进行亲密接触的场所。

轰炸与城市废墟

科隆也是一次重大空袭的发生地。5月30日晚，一千多架轰炸机飞向这座城市，而莉伊塞尔·梅明格被认为正在熟睡。随之而来的毁灭大约杀死五百人，并使另外五万人在巨大的瓦砾堆中无家可归。袭击的规模将这座城市从一个人们熟悉的人类聚居地变成一片景观——幸存者必须判断哪一个方向通向某处，以及哪些碎裂的石板曾经属于自己的家。

叙述者以独特的意象处理死者——像搬运行李箱一样搬运人类，或将他们扛在肩上，而只有孩子被抱在叙述者怀中。这种对比使科隆成为一个大规模死亡既以统计数字计算，又通过脆弱的身体得到个体化呈现的地方。因此，城市的毁灭同时被展现为军事破坏、后勤负担，以及不可替代的生命不断累积。

余波通过一组并置场景得到标记——孩子们捡拾敌军丢下的空燃料罐，而叙述者继续收集死者。孩子们的搜寻属于战时生存的实用经济；叙述者的劳动则属于死亡的隐形经济。因此，科隆的废墟同时暴露出两种匮乏——活人寻找可用的物品，死者则从废墟中被集中收拢。

战争压力下的身体

科隆的战时意义，还通过叙事对同一历史景观中其他地方的身体痛苦的关注得到加强。马克斯·范登堡长期被关在冰冷的水泥空间里，分钟变得残酷，小时变得惩罚性十足。后来，他的健康因持续寒冷、双手颤抖、梦见与元首拳击、试图通过锻炼取暖却失败、体重下降、筋疲力尽，以及在火旁几乎倒下而恶化。这些细节确立了战争造成的身体状况，即使一个人尚未抵达明确的战场或轰炸地点，也已经承受了战争的后果。

犹太人被迫穿过街道的移动，则提供了另一种战时权力作用于身体的形象。他们以饥饿、满身污垢的身体经过，在士兵的推搡下前进，被迫短暂奔跑，随后又恢复成营养不良的步行。他们的眼睛在凹陷的脸上显得异常巨大，双腿则在强制压力下踉跄。于是，科隆破败的天空与废墟，成为更广阔的迫害地理的一部分；在这片地理中，身体被剥夺了食物、自由、庇护和尊严。

同一体系也在军事运输中制造出肉眼可见的伤势。一辆驶向集中营的橄榄绿色卡车在埃森附近翻覆后，六名男子被香烟烫伤，两人手部骨折；莱因霍尔德·祖克尔被发现已经死亡，双眼一动不动。尽管这起事件并未发生在科隆，却说明了科隆所参与的更大范围的战时网络——城市、道路、集中营和车辆共同构成一部连续运转的流离与身体损伤机器。

记忆、见证与叙事空间

科隆并不是作为中性的背景被记住的，而是通过取代普通家庭细节的意象被记住。当叙述者想象霍尔察费尔太太的厨房时，首先出现的不是炉子、木勺或水泵，而是俄罗斯的冬天、从天花板落下的雪，以及她的儿子罗伯特的命运——他的双腿在胫部以下被炸断，随后死去。这种从家庭空间转向遥远战争的移动，说明暴力如何侵入记忆——家中的房间成为通往战场、伤势与丧亲之痛的门户。

叙事还将科隆置于莉伊塞尔·梅明格死去的弟弟维尔纳的私人记忆旁边。在火车上，她看见他侧躺着，蓝色的眼睛盯着地板，却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在反复出现的睡眠与回忆场景中，维尔纳与其他来访莉伊塞尔房间的人物一同出现——汉斯·胡伯曼站在附近，马克斯·范登堡写下《撼动文字者》，鲁迪·施泰纳在门旁等待，罗莎·胡伯曼始终与火车站月台联系在一起，而维尔纳则在遥远的墓地雪地中玩耍。科隆的大规模死亡与维尔纳的个体死亡，通过同一种回返结构联系起来——死者以幸存者内心生活中的形象持续存在。

写作成为回应这种持续存在的一种方式。伊尔莎·赫尔曼给了莉伊塞尔·梅明格一个理由，让她待在地下室，并认识到文字帮助她获得了生命之后，莉伊塞尔夜里进入地下室，此时汉斯·胡伯曼和罗莎·胡伯曼正在睡觉。在煤油灯下，她盯着铅笔和纸看了一个小时，随后命令自己写作，并在两个多小时后开始动笔。这一行为将被记住的痛苦转化为物质性的叙事，使与科隆相关的经历成为一个能够被带离那个身体和建筑遭到摧毁之地的故事。

小说中的意义

科隆发挥着地理与想象上的门槛作用，连接普通的移动与历史灾难。亚瑟·贝格的离去使它成为分离之地；他守在死去妹妹身旁，使它成为私人哀悼之地；5月30日的空袭使它成为大规模毁灭的象征；而城市的废墟则使无家可归者、搜寻物品的孩子，以及从废墟中收集出的死者显现出来。它的意义存在于这种累积之中，而不在于某一个孤立场景。

这座城市也体现了小说坚持的一点——战争是通过具体的物质条件被体验的。冰冷的水泥、衰败的健康、饥饿的身体、被截断的双腿、骨折的双手、烟雾般的骨骼，以及倒塌的房屋，阻止灾难沦为抽象的政治事件。科隆通过身体所承受的一切，以及幸存者此后必须做的事情被记住——搜寻、搬运、辨认、哀悼和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叙事转向其他地方，这座城市仍然存在，因为它的毁灭提供了全书最清晰的历史进入活人私人记忆的意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