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书中安置德雷福斯案的未来历史地平线。案件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与1870年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战败、德国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相连；作者将此视为欧洲势力均衡遭受的冲击，并指出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书中并未叙述战争本身；战争的意义在于，早先那场冲突的记忆支配着面对案件的人们与机构。

1870年战败作为历史前奏

作者将德雷福斯案置于德国于1870年击败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并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仅仅二十五年之后。这个时间间隔意味着，此案不只是军队内部的一场争端——它发生在一个仍深受战争后果影响、势力均衡已经改变的欧洲。书中将早先那场冲击与后来演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突联系起来，把它们呈现为更漫长的历史余波的一部分，而非主要叙事中描写的事件。

皮卡尔对战争的个人记忆

对乔治·皮卡尔而言，这段前史也是一段童年记忆。德国炮击斯特拉斯堡时，他年仅十六岁。他亲眼看见城中的艺术画廊和图书馆被焚毁，看见街区遭到摧毁，曾帮忙从废墟中挖出陌生人，也曾跪在垂死的朋友身旁。九周后，驻军投降。居民随后必须在留在德国统治下和离开前往法国之间作出选择；皮卡尔一家迁往巴黎，一贫如洗，对文明生活能够保障安全的信念也荡然无存。

这段经历改变了皮卡尔的前途。他回想，若非1870年的耻辱，自己或许会成为音乐教授或外科医生；但在那之后，从军队之外谋求职业似乎轻浮可笑。法国战争部出资供他接受教育，他渐渐把军队视作一位父亲，并努力赢得这位父亲的认可。因此，他的军人身份——以及后来使他应对德雷福斯案时陷入两难的忠诚——都源自同一场国家战败，而这场战败也预示了之后的欧洲战争。

军人世代与对德国的恐惧

书中表明，这场战败仍深深影响着高级军官的思维。夏尔-阿蒂尔·贡斯、奥古斯特·梅西耶和拉乌尔·勒穆东·德·布瓦德弗尔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年轻时身为军官，亲历1870年的溃败，留下了深刻创伤。他们的观念受到一种信念支配，即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在物质实力上远逊于对手——书中用一条悲观的算式概括他们的看法——德国人每两名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人便有三名；德国军备每支出三法郎，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便只有能力负担两法郎。皮卡尔鄙视他们的失败主义，但他们的这套算法有助于解释，为何他们认为新的冲突始终迫在眉睫。

贡斯警告说，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根本无力与德国作战；如果德国人以此案为借口发动攻击，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就可能陷入危险。战争的可能性由此进入案件的现实政治，成为军方应对丑闻时提出的理由，而不只是遥远的历史后果。昔日战败既带来了对国家脆弱性的真实焦虑，也为将此案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理由。

以战争的可能性重新审视此案

在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审判中，控方要求不公开审理，理由是证据涉及国防事务。这一要求使国家安全论点与辩方坚持平等对待和公开审理的主张直接冲突。由此，书中将对德国的恐惧与一项具体的审查限制联系起来——对战争危险的想象有助于为不让公众查阅证据辩护。

后来，在雷恩审理期间，梅西耶再次提起战争威胁，为自己先前的行为辩护。他声称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曾一度濒临与德国开战，并描述自己与总统让·卡西米尔-佩里埃在爱丽舍宫等待、当时正考虑进行动员准备的情形。让·卡西米尔-佩里埃在法庭上质疑梅西耶的说法，使对军事危险的援引本身也成为争议证词的一部分。这段情节表明，1870年的记忆和另一场战争的前景如何被用来为保密辩护；与此同时，书中也让梅西耶这番戏剧性说法的真实性处于争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