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官与间谍作者附记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其视为1870年普法战争漫长历史后果的一部分，而非叙事所描绘的事件。它的意义在于这一回望历史的框架——德雷福斯案发生时，法国陆军文化仍受战败与占领的影响；而后来的世界大战，则标示出小说略作勾勒的一段历史弧线的远端。
遥远的历史地平线
作者附记将德雷福斯案置于1890年代，也就是德国在1870年战争中战胜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并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后的二十五年。附记将这场剧变描述为对欧洲力量均势的剧烈冲击，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本书叙述超出眼前丑闻的后续影响时所涉及的一部分——它属于德雷福斯案所处的更宏大历史背景，而非情节本身的行动。
本书并未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描绘其中的战役，也没有让人物经历这场战争。相反，作者附记从长远视角审视德雷福斯案，将十九世纪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的一场司法危机，与延续至二十世纪的政治和军事发展联系起来。这种关联刻意保持宽泛——相关内容指出，1870年是欧洲力量均势变化的前奏，却没有将德雷福斯案说成后来战争的直接原因。
德雷福斯案中的1870年记忆
对乔治·皮卡尔而言，那场战争留下的影响是切身的。他回忆，德国军队炮击斯特拉斯堡时自己年仅十六岁——城中的美术馆和图书馆被焚毁，街区遭到破坏；他亲眼看着朋友死去，也帮忙从瓦砾中挖出陌生人。驻军在九周后投降，居民不得不在留在德国统治之下与抛弃家园前往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之间作出选择。皮卡尔一家一贫如洗地抵达案件政治司法进展的中心巴黎；他形容，这段经历摧毁了自己对文明生活能够安稳延续的信心。
这段记忆也塑造了皮卡尔的职业生涯。他说，1870年的屈辱之后，军队以外的职业似乎都显得轻浮。法国战争部资助了他的教育，他逐渐把军队视作一位父亲，并竭力争取其认可。因此，叙事将他后来服役、恪守纪律以及与军方权威的冲突，置于更早的国家战败史背景之下。这是皮卡尔对1870年的亲身回忆，并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
同样的战败记忆也延续在高级军官的观念中。皮卡尔指出，夏尔-阿蒂尔·贡斯、奥古斯特·梅西耶和拉乌尔·勒穆东·德·布瓦德弗尔属于被1870年溃败创伤所笼罩、至今仍惧怕德国的一代人。他们悲观的简略说法“三比二”，既指他们眼中德国与法国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也指两国军备开支的差距。这句话使旧日战败记忆延伸至当下政策——德国被视为不只是昔日的胜利者，更是持续存在的威胁。
从军事焦虑到政治论辩
在围绕送往德国的文件所引发的危机期间，贡斯警告说，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根本没有能力打一场战争，并担心德国可能以此案为借口发动攻击。这一场景展现了军官们继承而来的焦虑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皮卡尔承认贡斯的恐惧有其历史根源，却认为这一代人的应对方式是失败主义；即使在军事领导层内部，每个人也并未对1870年的记忆作出一致解读。
讨论德雷福斯审判时，梅西耶同样援引了早先的战败。当他听说家庭友人、一名商人、一名医生以及巴黎首席拉比可能出席时，他反对道，若按德国标准，这场审理根本不可能举行；他还说，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在1870年战败的原因之一，正是缺乏德国式的冷酷无情。随后他透露，自己看过让·桑赫尔为军事法庭编制的档案，并询问该如何处理。皮卡尔回答，应当将档案出示给法庭。这场交锋将程序公开的要求，与梅西耶诉诸军事必要性及昔日敌国先例的主张对立起来。
国家安全论也影响了审判的形式。检察官以证据据称涉及国防为由，要求不公开审理；埃德加·德芒日则提出异议，称德雷福斯有权像其他任何被告一样受到对待。这一情节本身并未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展现的是，对德国的历史恐惧如何使秘密审理和例外程序在德雷福斯案中显得迫切。本书更广阔的时间框架表明，这些都是置于漫长欧洲历史之中的十九世纪决策，而非后来那场战争中的场景。
关联的限度
小说区分了1870年持续存在的历史压力，以及借其名义提出的争议性主张。在雷恩审判中，梅西耶声称德雷福斯案争议曾使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几乎与德国开战，并描述了动员准备。总统让·卡西米尔-佩里埃起身质疑梅西耶的说法，但主审法官不允许他介入。因此，梅西耶的叙述在法庭上呈现为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主张，而非没有争议的事件陈述。
皮卡尔的介入则揭示了援引国家危险的另一重限度。夏尔-阿蒂尔·贡斯劝他忘掉波德罗（边境信）时，皮卡尔区分了调查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与把这份文件纳入调查两件事。后来，皮卡尔面对一场排除核心证据的调查——他指出，埃斯特哈齐的笔迹与波德罗（边境信）相符，并提出了针对德雷福斯的档案中使用伪造材料一事。皮卡尔在致总理亨利·布里松的公开信中指出，两份标注1894年的文件不可能适用于德雷福斯，而标注1896年的文件则显露出伪造迹象。这些行动使德雷福斯案眼前的证据问题，与1870年遗留下来的广泛军事恐惧保持区分。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作者附记所设定的遥远历史边界，而非德雷福斯案被解释为导致的结果。本书将这场丑闻与1870年战争所改变的欧洲力量均势联系起来；书中场景则展现了对那场战败的记忆如何被反复援引、质疑，并带入有关保密、起诉和军事忠诚的决策之中。后来的战争仍在叙事之外；本书探讨的压力，是更早的灾难如何继续塑造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