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

在小说中，1896年是德雷福斯案相关调查不断推进、乔治·皮卡尔同时面临母亲去世的一年。这一年既有历史意义，也有叙事意义——本书将此案置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政治遗产之中，同时也明确区分历史素材与虚构框架，其中包括书中设想的、归于皮卡尔名下的秘密记述。

历史与叙事框架

到1890年代，此案已开始席卷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正如作者的话所说，它最终波及更广阔的世界。此案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二十五年前军方调查叛国案的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战败，以及德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占领。作者的话将这场震撼欧洲力量平衡的事件与后来的世界大战联系起来。

作者的话提醒读者，不应把这部小说当作纪实记录。文中称，所有人物，包括次要人物在内，都并非纯属虚构，几乎所有事情也都以某种形式发生过；同时，文中也承认，故事对情节作了简化，省略了一些人物，将事件戏剧化，并虚构了个人细节。最重要的是，乔治·皮卡尔从未写过小说设想由他放入日内瓦银行金库、并封存至他去世一百年后才启封的那份秘密记述。这一虚构手法使1896年成为构造出来的回顾性叙事的一部分，而非从皮卡尔的真实手稿中还原出来的一年。

调查与证据

这一年的调查线索围绕具体痕迹展开，而非抽象的怀疑。一张拍摄到有人离开使馆大门的照片难以辨认——那人的动作使身影变得模糊，而五月明亮的阳光投下的身后影子反倒显得更加清晰。经过仔细检查，凭借埃斯特哈齐独特的圆眼睛和夸张的羊角胡子，照片中的人被认了出来。影像的缺陷并未削弱其证明力；相反，它使辨认成为一场需要持续仔细审视的工作。

之后，在27日星期四，卡尔蒙-梅宗上尉奉比约之命召见皮卡尔，并向他出示一封埃斯特哈齐少校的亲笔信。信件两天前写于巴黎，申请调入法国陆军总参谋部。皮卡尔认为，这一请求是为了让埃斯特哈齐有机会接触秘密材料，以便将其出售。卡尔蒙-梅宗补充说，泰夫内上尉也收到了一封类似的申请信，从而为这一举动提供了第二处佐证。在前后相连的八月情节中，这封信将怀疑转化为对接触机密材料的权限与机会的具体忧虑。

丧亲与私人生活

安娜发来电报，告诉皮卡尔母亲摔倒并摔断了髋骨。医生决定先为她施行麻醉，再复位关节；安娜说，母亲神志恍惚、十分痛苦，并请皮卡尔尽可能赶来。皮卡尔抵达母亲居住的凡尔赛医院时，手术已经完成。亨利主动提出在他不在时维持办公室运转；皮卡尔对这番好意感到意外，甚至片刻间对这个自己平日颇为严厉看待的人产生了好感。

病情最终以死亡告终。1896年6月12日星期五，皮卡尔的母亲接受了临终圣事；当晚，她在他怀中去世。他记得神父为母亲的耳朵、眼睛、鼻孔、嘴唇、双手和双脚涂抹圣油，也记得自己吻别她时，唇上留下的油。这个场景让失去亲人的感受变得格外真切而具体——家人早已预料到这一结局，也做好了安排，但死亡真正降临时，皮卡尔仍深受震撼。

在圣路易教堂举行安魂弥撒并安葬母亲之后，一家人聚集在她的公寓里。拥挤闷热的房间加剧了原有的紧张关系，皮卡尔最后来到母亲已被清空的卧室，与保琳的丈夫交谈。因此，葬礼让私人悲痛与持续影响皮卡尔生活的忠诚分裂和隐秘关系并置；它并未让此案带来的压力暂停，只是为这些压力换上了家庭生活的背景。

这一年的双重压力

这些情节将公共调查与个人危机并置，却没有让任何一方取代另一方。在使馆照片和调职申请信中，皮卡尔面对的是如何从不确定或不完整的证据中辨明一个人的行为。在母亲病重的最后时日里，他面对的则是一种任何检查或官方程序都无法挽回的失去。这种对照构成了这一年叙事力量的核心——仔细审视或许能让影像更加清晰，并将一封信与嫌疑人联系起来，却无法挽回丧亲之痛带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