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学院贝尔法斯特计划秘密访谈录音

波士顿学院贝尔法斯特计划秘密访谈录音是对前准军事组织成员所作的保密口述史访谈，旨在趁参与者仍在世时保存他们对北爱尔兰冲突时期的第一手叙述，同时避免这些叙述立即曝光。档案的核心矛盾，在于促成访谈的那项承诺——证言要封存至讲述者去世之后，但录音仍可能成为法律要求、机构决定以及关于其证明力之争的对象。

目的与承诺

埃德·莫洛尼提议，让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不再局限于对冲突作一般性历史研究，而是收集曾身处冲突前线人士的坦率证言。通常的学术访谈似乎难以奏效。爱尔兰共和军仍属非法组织，承认其成员身份可能招致起诉；在准军事组织圈子里，违反不得谈论行动的禁令，也可能被贴上告密者的标签并面临死亡威胁。前武装人员对外人心存戒备，而新芬党的政治正常化也未能消除这些危险。

拟议的保障措施是录下访谈，但在每位参与者去世前一直封存。这一安排旨在保存新鲜记忆，同时让受访者相信，他们的叙述在有生之年不会落入检察官或昔日战友手中。保罗·贝支持该计划，莫洛尼则认为，参与者或许比起对研究生，更愿意向一名前准军事组织成员敞开心扉。因此，保密承诺并非无关紧要的文书手续，而是档案得以接触那些原本很可能始终无人讲述的证言的基础。

收集与保管

安东尼·麦金太尔曾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服刑十七年，后来成为该计划的一名访谈者。他与杰瑞·亚当斯和新芬党渐行渐远，也不愿接触与领导层关系密切的人——仅仅得知该计划的存在，就可能促使他们设法阻止计划或惩罚参与者。数年间，他寻找那些已不再亲近亚当斯的共和派成员，通过加密电子邮件与莫洛尼联系，并尽量不留下书面记录。

麦金太尔把一台数码迷你光盘录音机放在背包里，多次与受访者会面。一名参与者的访谈可能累计十小时甚至更久，分几次进行。访谈结束后，由一名可信赖的打字员整理成稿。随后，麦金太尔将录音和访谈稿寄给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由图书馆员鲍勃·奥尼尔存放在伯恩斯图书馆的珍藏室内；那里是馆藏中特别安全的区域。该计划的档案将证言与身份分开——访谈材料以字母代号标记，另有一套单独签署的合同将代号与讲述者对应起来。

布伦丹·休斯曾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也是麦金太尔1974年在监狱里初次结识的访谈对象之一。他们相识多年，因此对话显得亲密而轻松。休斯对和平进程感到失望，并与亚当斯和新芬党决裂。在档案材料中，他以代号“C”标识。这个代号提供了一层实际保护，但也使后来保存身份对应表变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表格，录音与具名讲述者之间的关联就可能变得不确定，甚至无法证明。

从封存档案到法律证据

档案所作的保证，比其法律保障更为有力。2001年初，莫洛尼起草参与者合同时，曾向奥尼尔提议，可以请大学律师审阅措辞。奥尼尔表示会处理相关文字并向律师征询意见，但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并没有律师审阅这些协议。合同没有提醒参与者，法院命令可能凌驾于保密承诺之上。这项承诺或许能让受访者安心，却无法确保大学在法律上有权扣留材料。

休斯去世后，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将他的访谈材料交给北爱尔兰警察服务局。大学部分依据休斯已经去世这一事实，以及他的口述史很大一部分已在莫洛尼的《来自坟墓的声音》一书中发表。大学提供的录音和访谈稿没有删节；与之不同的是，经过编辑的书为了法律和安全方面的原因，隐去了某些人的身份。这一区别揭示了证言如何从经过精心整理的公开叙述，转变为保护程度低得多的证据材料。

后来的一份传票要求提供与让·麦康维尔遭绑架及谋杀案有关的材料。威廉·杨法官在圣诞节期间花了数日亲自阅读共和派访谈稿。他找出六名提及麦康维尔的参与者，其中一人只是顺带提到她，并批准公开与其中五人有关的录音。多洛丝·普赖斯是其中之一。莫洛尼和麦金太尔一直坚称，普赖斯在接受麦金太尔访谈时没有谈到麦康维尔；在那约十五小时的录音对话中，她确实没有谈到。但莫洛尼还单独录下过普赖斯的访谈，她在那些访谈中详细谈及麦康维尔失踪一事。访谈者、录音场次与档案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关于一组录音的狭义准确说法，并不能代表该计划保存的全部录音证言。

身份、证据可采性与录音的证明力

这些录音在艾弗·贝尔遭起诉一案中具有重要意义。贝尔以代号“Z”参加了该计划。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遗失了部分将代号与受访者对应起来的表格，其中包括“Z”的身份表。因此，检方没有留存的文件能够证明录音中的参与者就是贝尔。贝尔的律师辩称，录音不可采信，口述史档案不可靠且带有主观性，而且麦康维尔遭绑架时贝尔并不在贝尔法斯特。他的核心辩护是——他不是“Z”。

一名声音分析专家作证称，“Z”很可能就是贝尔。然而，控辩双方对访谈证明了什么仍有分歧——贝尔的律师称，讲述者否认参与谋杀麦康维尔；北爱尔兰警察服务局的一名侦探则称，讲述者承认在促成这起谋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案由此揭示了仅凭录音本身无法解决的几个不同问题——能否辨认声音、叙述是否可靠、能否作为证据采纳，以及它是否证明了被控行为。身份表遗失，使原本旨在保护参与者的档案代号制度，在国家后来试图将证言与被告联系起来时反而成为弱点。

这些录音对检方而言也并非同等有力。录音可能使参与者本人因其叙述而受到刑事调查；而涉及他人的指控则可能被视为缺乏佐证。检方审查涉及杰瑞·亚当斯的材料后，认为针对他的指控缺乏足够佐证，不足以支持起诉。这种反差凸显了该计划的核心困境——保存证言并不保证问责平等，历史意义重大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刑事法庭能够采用的证据。

历史价值与局限

该档案旨在保存那些可能因恐惧、内部纪律和政治压力而被噤声的声音。访谈记录了前武装人员的记忆与说法，但这些叙述仍是有特定立场的证言，并非对过去的中立记录。莫洛尼的整体研究历时四年，七次前往北爱尔兰，并采访了超过一百人；他也承认，各人的回忆可能互相矛盾，并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寻求佐证。对于在保密承诺下制作、后来又在对抗性法律程序中受到检验的录音而言，这些提醒尤其重要。

该计划的遭遇显示，这类承诺何其脆弱。参与者使用代号；录音和访谈稿得到实体安全保管；合同原本旨在保护保密性。然而，合同未经法律审查，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后来交出了材料，表格遗失也削弱了部分代号与真实身份之间的联系。因此，这些录音同时具有两种无法简单调和的作用——它们保存了原本难以获得的叙述，也成为调查和起诉中备受争议的材料。它们的价值不在于解决每一项争议，而在于使证言的形成条件、保管、披露与证明过程本身，成为它们所记录的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