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War Two
反美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构成了历史背景，使小说中家庭与政治层面的危险交汇。在这个反事实架空历史中的美国，战争临近不仅仅让干涉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分道扬镳，还与反犹主义、经济压力以及谁有资格归属这个国家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故事从1940年总统竞选写起，历经战时危机；后附的资料则将历史参照与小说虚构的事件区分开来。
历史与叙事背景
政治危机开始时，这个家庭的安全感早已受到经济脆弱性的影响。1939年，菲利普·罗斯的父亲赫尔曼·罗斯获提供一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晋升机会，周薪可从略低于五十美元提高到七十五美元，最终达到一百美元。这份工作也能让一家人实现他长久以来在联合镇置业的愿望。然而，这座镇上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犹太人，因此看似诱人的机会也伴随着社会代价——赫尔曼可能成为办公室里唯一的犹太人，而妻子和儿子们则可能在社区和学校里遭到孤立。
小说将当年那项选择与后来四十二号家园迁居计划带来的压力并置。1942年5月的一封信中，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把联邦迁居计划描述为一项机会——符合条件的雇员及其家人可以由政府出资迁居。信中援引1862年《宅地法》，并承诺家庭可以在新地区强化自己的美国身份。这一比较借助熟悉的国家拓垦与机遇叙事，使计划背后的强制性政治语境显现出来。对罗斯一家而言，政府政策并非抽象的公告，而是经由掌控工作、收入和迁居条件的雇主传来。
成年后的叙述者通过童年记忆回顾这些岁月，讲述一种持续的恐惧；查尔斯·林德伯格总统执政以及一家人的犹太身份，都加深了这种恐惧。这种回顾性的视角十分重要——国家政治是通过孩子对父母决定、邻里关系以及自身归属感岌岌可危的体验进入叙述的。小说的后记明确指出本书是虚构作品，并称其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想象。
孤立主义与战争临近
美国参战之前，孤立主义提供了一套影响力强大的政治话语。在1941年为美国优先委员会发表的得梅因演说中，查尔斯·林德伯格总统将欧洲战争描述为一场外国利益集团和少数美国人试图把美国拖入其中的冲突。这篇演说将他的立场置于一场关于是否干涉的公共争论中，但小说展现了这场争论如何与对美国犹太人的敌意并存，甚至为其提供正当性。
亨利·福特的政治交往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关联。1939至1940年间，他与林德伯格总统一道支持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委员会。他的反犹名声促使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一名犹太裔董事莱辛·J·罗森沃尔德辞去委员会执行机构的职务。福特还资助杰拉尔德·L·K·史密斯的广播节目和生活费用，并定期与查尔斯·E·考夫林会面；考夫林通过全国广播和期刊传播反犹思想。战争期间，考夫林的刊物依据《间谍法》被禁止通过美国邮政寄送，并于1942年停刊。这些细节将战时政治冲突置于一个由有组织的言论、资助关系和公共影响力构成的更长历史脉络中。
小说的时间线也通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呈现战争的国际维度。作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外交部长，他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签署了1939年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包括瓜分波兰的秘密安排；该条约为战争开辟了道路。德国战败后，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被判犯有战争罪，并于1946年10月16日被绞死，成为首名遭处决的被判刑纳粹分子。这段纪实叙述提供了一个历史终点，与小说中的美国政治情节有所区别。
战时抗议与社区自卫
到1942年9月，沃尔特·温切尔已经失去广播麦克风和报纸专栏，但转而发起公开竞选。他先在百老汇与四十二街的街头演讲，从数百人聚集到近一万人围观。随后，他把对法西斯主义的谴责带到其他行政区和新英格兰，在工厂和造船厂外演讲，试图揭露他认为被林德伯格总统令人安心的公众形象掩盖的势力。
在南波士顿，这场竞选成为一个引爆点。起哄的反犹主义叫嚣者聚成暴徒；温切尔试图演讲时，一名手持燃烧十字架的人冲向他。他的保镖将他带离人群，并送往卡尼医院。这一事件标志着事态从政治争论升级为有组织的街头恐吓。随后，小说将注意力转向纽瓦克地方政治舞台——在这座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里，约有五万名犹太人，周围还有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社区。其他地方发生暴力事件后，居民担心反犹煽动可能在当地引发类似动乱。
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与另外五名纽瓦克地方政治舞台的知名犹太人共同成立纽瓦克关注犹太公民委员会。委员会与市、州官员会面，寻求制定应急方案；与会官员包括警察局长、消防局长、州警察总监和美国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大卫·T·威伦茨出席一次会议，并向委员会保证，针对纽瓦克地方政治舞台犹太人的袭击将受到起诉。委员会成员请求与莱昂内尔·本格尔斯多夫在华盛顿会面时，他却让他们转而联系地方和州当局，将危险视为地方事务，而非联邦事务。
除了正式的公民应对措施，朗吉·兹维尔曼还组织了另一种保护行动。他指派布利特·阿普费尔鲍姆招募社区青年加入临时犹太志愿警察队。这是一支志愿队伍，旨在公共机构未能保护社区时补充委员会的工作。两种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纽瓦克地方政治舞台的犹太人寻求与官方合作，同时也为社区自行进行街头防卫作准备。后一种应对方式让此前在社区内部遭边缘化的人肩负起新的紧迫职责，也使暴力可能发生的前景进入邻里生活的日常之中。
死亡、公众记忆与战时生产
赫尔曼·罗斯正谈到保护家庭和公民身份的必要性时，一则广播新闻打断了他。沃尔特·温切尔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场政治集会上遭到杀害；一名疑似美国纳粹党刺客与三K党勾结行凶。这个消息使家庭的政治讨论变成一场公众哀痛。在纽约市，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下令将温切尔的遗体送到宾夕法尼亚车站，在警察保护下供公众瞻仰，之后于纽约伊曼努尔神殿举行葬礼。小说的新闻短片叙述称，三万名哀悼者从覆盖国旗的棺木旁经过，现场还有写着“林德伯格在哪里？”的黑色徽章。拉瓜迪亚诵读《主祷文》，随后诵读犹太人的亡者祷文；全市默哀一分钟以及送葬队伍，使悼念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行动。
战时环境也改变了工业生活。福特公司的生产转向国防工业，并在规模庞大的威洛伦工厂制造B-24“解放者”轰炸机；林德伯格总统在厂内担任顾问。福特在第二次中风后身体衰弱，于1945年辞去公司职务，并于1947年4月去世。这段生产史与早先的孤立主义运动形成鲜明对照——同一个曾与抵制干涉的政治运动有关联的企业界，后来成为战时制造业的一部分。
珍珠港遇袭后，伯顿·K·惠勒也改变了立场——他支持战争努力，但反对与苏联结盟。1944年，他反对蒙大拿州密苏里河谷管理局计划，声称计划背后有共产党人在操纵，因此与蒙大拿电力公司和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站在一起反对自由派。此后，他失去了蒙大拿州民主党人仅剩的支持，并在1946年参议院初选中落败。他的政治轨迹表明，战时政治分歧并未随着参战决定而消失——这场冲突继续影响国内有关公共权力、政治联盟和忠诚含义的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