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与周公旦的父子及著述关系

周文王与周公旦被描述为父子，他们各自互补的贡献共同塑造了《易经》的早期经文。周文王解释六十四卦的整体含义；他的儿子旦，即周公旦，则为各卦的爻撰写解释。这一区分十分重要——书中简练的卦辞与篇幅大得多的爻辞，出自不同作者，形成于不同环境，尽管两者都采用占筮象征含蓄的表达方式。

历史与文本关系

据此说法，周文王的贡献完成于公元前1143年或前1142年，当时他正与殷商末代统治者冲突；周公旦的作品则晚约三四十年。周公旦的爻辞提到周武王——他继承周文王之位，成为周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以及下一代统治者在位初期发生的事件。因此，所述形态的《易经》并非一时一地的产物——其经文在周公旦于公元前1105年去世前数年已经完成，也就是公元前12世纪的最后十年。

书中将这部作品的早期经文与传统上归于孔子的《十翼》区别开来。即使接受这一归属说，《十翼》也是在经文开始形成六七个世纪之后写成的。两部分之间相隔漫长的年代，且内容有所不同，因此作者反对将其视为一部同质的作品。所谓父子作者关系，指的是经文的创作，并非声称他们也撰写了后来的阐释材料。

两种互补的解释方式

周文王所作共六十四段短文，每卦一段。他按照自己选定的顺序排列各卦，似乎依据相邻成对卦象之间的对照；他为每一卦命名，并解释其整体含义。他的卦辞也可能指出，卦象所示情势下适宜采取何种行动，以及行动是吉是凶。

周公旦的贡献着眼于更细微的层面。他从每卦最下方的爻开始，为六爻分别作出象征性或表意性的解释，同样指出在爻象所示情势下采取行动可能带来的吉凶。文中说，周文王对整卦的解读，与其子所释各爻合起来的意义相吻合。两人的方法层次不同，却意在相互贯通——前者确立一卦所代表的总体情势，后者则逐爻展开这一情势。

爻辞的解读取决于卦与卦之间的关系，而非仅凭孤立的意象。爻的含义随卦名和卦旨而变化，其位置以及与其他爻的对应关系也会影响解读。例如，在一则婚姻意象的分析中，阴爻居第二位，前进受阻，但第五位的阳爻处于权威位置，可以为其提供帮助；这些情势使周公旦将该爻解释为一位年轻女子拒绝不合适的求婚者，并在十年后嫁给合适的对象。这个例子说明，爻象如何将结构关系转化为人事情境。

占筮、道德劝诫与解释限度

两位作者都熟悉占筮；在中国，占筮实践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文中区分了以占筮者的方式写作与亲自占筮——周文王与周公旦的言辞后来成为读者占问卦象时所据的卜辞，人们借此思量事态可能如何发展，以及应当继续还是放弃计划中的行动。因此，这种传承下来的形式既可供后世占筮使用，也在早期创作中承载了政治与道德思考。

作者设想周文王被囚于羑里，面前摆着六十四卦，并为每卦赋予一种取自自然、人类社会或国家状况与前景的含义。在这种解读中，为卦象命名并加以解释，是为了把占筮过度之处纳入理性范围，有时借助劝勉，有时则通过警示。这是作者对历史情境的解释性重构，并非传世记录所载的周文王狱中实事。

两位作者的象征性语言也使经文难以翻译。译者于1854年完成了第一个英文译本，试图匹配中文的简练；据他自己判断，结果几乎难以理解。他后来认为，汉字作为思想的符号发挥作用，而非对词语的表述，因此直译无法可靠地传达作者的思想。译者必须领会这种思想，并尽可能准确、简练地表达；有时还须补出原文未明言的词语。这种翻译观也反映了父子合著作品本身的结构——卦辞与爻辞简练凝缩，其含义却取决于读者必须重建的关系。

作者也反对将后世宇宙论学说倒推至早期经文。在讨论《十翼》对阴阳的论述时，他指出，关于原始物质的学说属于后来的思想发展，不应假定就是两位作者所讨论的主题。在他看来，两人关心的是自然与人类经验中不断变化的现象。因此，父子二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传统上归于他们的著作权，也在于他们先后创作、层次有别的象征性经文，以及后世对它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