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otschna妇女会议
女人们在说话2009年6月6日至7日的莫洛奇纳妇女会议,是一场仓促组织的集会,莫洛奇纳殖民地的妇女在会上思考如何应对多年来的袭击,以及社区要求她们宽恕被控男子一事。奥古斯特·埃普记录了这场会议;会议将强加于妇女身上的危机转化为集体商议——留下是否能与她们的信仰相容,离开又能否在不放弃宗教信念的前提下保护孩子。
背景与会议记录
阿加塔·弗里森和格蕾塔·洛文组织了这场会议,此前殖民地的八名男子被认定为袭击的责任人,而这些袭击曾被归因于超自然力量。自2005年以来,殖民地几乎每个女孩和妇女都受到影响。袭击发生在夜间,妇女们常常醒来时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揭露施暴者是真实存在的男子,其中许多人还是受害者的亲属,改变了这场危机的性质——危险并非来自外界的幽灵,而是深植于社区内部的暴力。
由于被控男子的安全问题引发担忧,他们被带到城里并关押起来。彼得斯主教和长老们期望他们回来时妇女们会宽恕他们,并把宽恕说成妇女留在殖民地并进入天堂的必要条件。妇女们只有两天时间组织应对。会议记录将6月6日记为讨论日,并记载奥古斯特·埃普在妇女聚集的干草阁楼里等候,准备照奥娜·弗里森的要求行事。因此,这份记录保存了妇女们之间的谈话;她们时间紧迫,还同时承受眼前危险和宗教权威带来的压力,必须作出决定。
并非所有妇女都参加了会议。有些人,包括玛丽切·洛文和格蕾塔·洛文,表示自己愿意不参与;另一些人则继续承担殖民地不可或缺的工作——男子不在时,即使一天不挤奶、不喂动物,也可能造成严重混乱。奥特耶·洛文和尼特耶·弗里森同意把口头消息带给留在家中的妇女。因此,会议的影响力既取决于阁楼里的商议,也取决于阁楼之外仍在继续的实际劳作。
安全、宽恕与离开的意义
核心争议不只是留下还是离开,而是每种选择会要求妇女们付出什么。玛丽切·洛文认为,留下来抗争不会成功——妇女们会输给男子,被视为叛乱者;而如果她们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无论如何还是会被要求宽恕被控男子。奥娜·弗里森质疑强迫而来的宽恕是否算真正的宽恕。她思索,对于伤害孩子的行为,是否可以把宽恕交由上帝,而不是要求无法真心宽恕的父母作出宽恕。
讨论始终围绕宗教义务展开。阿加塔·弗里森认为,和平主义是门诺派信仰的核心承诺;留下可能会使妇女们陷入战争状态,无论是遭受暴力,还是她们自己可能诉诸暴力。按这种思路,离开并非拒绝信仰,而是践行信仰的方式。奥娜·弗里森同样认为,人的灵魂与平安和上帝的临在密不可分,保持距离或许能使同情成为可能。阿加塔·弗里森进一步把这一观点发展为集体离开的理由——距离能让妇女们获得不同的视角,使宽恕、爱与和平成为她们主动选择的事,而非被强加的要求。
格蕾塔·洛文以自己的经历阐述这一观点——她曾驾着马车,沿着莫洛奇纳殖民地与乔蒂察殖民地之间的狭窄道路,带着露丝和雪莉行进。起初,道路旁深深的沟壑令她害怕;后来她学会把目光放得更远。她只盯着眼前的地面时,马车便左右摇晃。她以视角的变化说明,离开或许能让人有可能宽恕并维护和平。玛丽切·洛文强调这种选择的代价——离开会使孩子与父亲分离,也会拆散家庭。阿加塔·弗里森则回答说,妇女有责任保护自己和孩子,并教导孩子和平主义、爱与宽恕,即便这些价值观与他们父亲的期望相冲突。
为集体离开提出理由
妇女们反复提到离开的三个理由——她们希望孩子安全,希望坚守信仰,也希望能够思考。最后这一目标使讨论超越了袭击本身。萨洛梅·弗里森指出,妇女们无法独立核实《圣经》所说的内容,因为她们一直不能阅读;她认为,要求她们服从丈夫的义务,正是由那些丈夫传达给她们的。她的质疑揭示了,对《圣经》的阅读渠道受到限制,会如何使男性的诠释看起来像是唯一可行的宗教解读。
阿加塔·弗里森将妇女们引导儿子的决定描述为母职的体现,而非对社区的反叛。她把母亲的本能、智慧与灵魂汇聚起来,作为判断什么对孩子最有益的依据。她们也考虑了实际后果——拒绝离开的男孩将留给不参与出走的妇女群体和他们的父亲照料。尽管会议试图确定共同的行动方向,这项计划并未假定每个家庭都会作出相同选择。
严肃讨论之中也不乏轻松时刻。奥特耶·洛文和尼特耶·弗里森偷偷把一辆装满草捆的平板货车停在干草阁楼的窗下。奥特耶假装从高处跳到草捆上,吓了妇女们一跳,随后她们才发现她安然无恙;奥娜·弗里森笑了,其他人则试图掩饰自己的赞许。后来,萨洛梅·弗里森抱着米普,拒绝列举离开的缺点,因为她认为一个也没有。假装跳跃与真正决定离开形成对照,使妇女们的幽默成为会议氛围的一部分,同时也没有混淆嬉戏与她们正在权衡的风险。
决定与准备
讨论转向行动时,阿加塔·弗里森说,妇女们会在天黑后离开,以免被人看见她们经过乔蒂察和希亚克耶克殖民地。妇女们点头同意。因此,她们的离开是经过审慎计划的行动,并非仅仅是在辩论激烈时作出的反应。穿过那些殖民地之后的路线仍是个未知数,凸显出外部世界对她们而言有多陌生。
准备工作既涉及物资,也涉及道德考量。奥古斯特·埃普把地图包在一大块奶酪外,再用牛皮纸裹好。在格蕾塔·洛文的马车里,合作社保险箱被放在后座下;她们还装上洋葱、肥皂和木块,用于食物、清洗、增加牵引力或生火。炸药、地图和更多食物则收在前方的帽盒里。这些物品让人看见,要把集体决定变成一段旅程,需要做多少准备——妇女们需要补给、交通工具,以及在殖民地之外辨认方向的方法。
会议结束时,离开已具有宗教和集体意义,挑战了把宽恕当作留在群体之中条件的要求。妇女们并未把安全、信仰和思考视为彼此分离的问题。她们认为,离开可以保护孩子,避免把受迫作出的回应误认为真诚的宽恕,也能保留按照和平主义生活的可能。会议的重要性既在于这些论点,也在于它们化为计划,并通过妇女们共同的商议和切实的准备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