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解释与超自然解释之争

自然解释与超自然解释之争，体现在拉尔夫·安德森与珍妮·安德森一次深夜谈话中；他们谈到两个特里，以及那些无法纳入单一、寻常解释的证据。珍妮问，超自然是否可能是这个谜团唯一的答案；拉尔夫拒绝接受。两人的交谈呈现了小说的核心张力——调查者坚持物质层面的解释，而一系列事件却仿佛超出了这些解释的范围。这场争论并未得到解决——拉尔夫承认其中推理颇有说服力，却仍无法相信一种打破自然世界规则的解释。

从比喻到不可解释之事

珍妮从拉尔夫早已听过的故事谈起——比尔·霍奇斯讲述的脚印突然中断，以及拉尔夫自己提出的比喻——蛆虫不知怎地出现在哈密瓜里。她指出，两人说的都是比喻；在她看来，坡的故事也可以解读为分裂自我的隐喻。她问，把比喻剥去之后，还剩下什么。拉尔夫回答说不知道；珍妮则将剩下的东西称为不可解释之事。

这种转变很重要，因为比喻原本提供了办法，可以把令人困惑的证据纳入熟悉的观念之中。脚印中断，或许意味着有隐情；看似不可能的东西闯入哈密瓜，也可以只是意象，并非字面上的事件。珍妮不让比喻轻易消解问题。她认真看待两个特里之间的矛盾，并追问超自然是否不只是象征性的描述，而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珍妮关于更广大现实的论证

珍妮所说的信仰，并非对某种特定宗教教义的确信，而是对超出日常感知范围的现实保持开放。她说自己希望相信上帝，因为她不愿生命就此终结；同时她也承认，如果人原本来自一片黑暗，那么死后回归黑暗似乎在逻辑上说得通。她更相信星辰与宇宙的无穷，并把无穷的观念向两个方向延伸——向外延伸至宇宙，向内延伸至可能存在于每个意识念头背后的无数念头。

她的论述涉及意识与无意识，不过她承认自己并不知道两者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在为超自然的可能性辩护，也是在倡导思想上的谦逊——当前理解所能达到的边界，并不能证明现实止于那些容易解释的事物。为了加强论证，她引用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格言——排除不可能后，余者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都必然是真相。拉尔夫反驳说，阿瑟·柯南·道尔相信有仙女。两人的对话揭示了格言逻辑与拉尔夫对格言提出者的信任之间存在落差；然而，珍妮谈的是推理方法，而不是道尔作为超自然现象见证者的可靠性。

拉尔夫的拒绝及其面临的质疑

拉尔夫直言自己不相信超自然——不相信鬼魂、天使，也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去教堂并不意味着皈依了信仰。他说教堂令人平静，有时是个能听见自己心声的地方；他说自己去教堂，也是因为人们对他有这样的期待。他猜想珍妮去教堂或许也是出于类似原因，或是因为德里克·安德森。对拉尔夫而言，信仰仍是个人习惯与环境的说明，而非解释案件的答案。

谈话结束后，两人一同上楼；然而，即使在亲密相处时，拉尔夫仍反复思量这番推理，只有在思绪暂时停歇时才会放下。他考虑能否改写福尔摩斯的格言——排除自然解释后，余者皆为超自然。他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他的抗拒不只是职业上的谨慎；他说，无论作为警探还是作为一个人，他都无法相信违反自然世界规则的解释。

相反，他回到案件在人为与司法层面的结论——是一个真实的人杀害了弗兰克·彼得森，而那个人就是如今已经死亡的特里·梅特兰。这个结论保留了自然解释，却把罪行归给了一个其处境早已引出两个特里之谜的人。因此，拉尔夫的立场持续受到他试图解释的那些证据所挑战。超自然解释只是被提出，并未被接受；寻常解释仍是拉尔夫坚信的结论，却不是一个毫无矛盾的解决办法。

与两个特里相对照的格言

后来，另一句被记起的话再度引出这场争论。拉尔夫回想特里死前前后的情景时，喃喃说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身处两地。这句话表达了一条基本的自然法则与逻辑规则——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占据两个地点。然而，两个特里同时出现这一看似不可能的现象，恰恰使这条规则不足以解开案件。格言说明了什么才是可能的，而在拉尔夫看来，证据却拒绝与之相符。

因此，小说将两种推理方式并置，却没有让拉尔夫的怀疑消失。珍妮追问，去掉比喻式解释后还剩下什么；福尔摩斯的格言鼓励推理者追随证据，超越表面上看似合理的事物；拉尔夫则坚持超自然不可能是答案。他对寻常因果关系的坚持，为调查提供了坚实立足点，却也让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轻易立足于此的案件。张力并非来自信与不信之间已有定论的较量，而来自两者始终并存——超自然仍是一个被明确提出的可能性，而拉尔夫仍称特里为那个杀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