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Garbos

牧师为无名男孩寻找一个可以住到战争结束的地方，由此使叙述者与加尔博什相遇。加尔博什迫于压力才提供住处，随后却把无名男孩对他的依赖变成反复施虐的背景。叙述者照料加尔博什的牲畜，并努力避免惹恼他；然而，加尔博什仍会毫无明显缘由地殴打和恐吓他。因此，他们的关系并非相互照料，而是被迫共同生活——成年人掌控家中一切和孩子的安危，孩子则寻找狭窄的途径，努力忍受下去。

被安置在加尔博什家中

牧师借来一辆马车，带叙述者前往一个村庄，先到教堂去拜访村庄牧师（维卡）。在一处偏僻的农舍里，加尔博什反对收留这个孩子，认定他是罗姆人，并警告说德国士兵会造访村庄，任何被发现收留他的人的都可能遭到惩罚。牧师提出抗议，随后私下与加尔博什交谈。加尔博什最终叫无名男孩跟他进屋，但这项勉强达成的同意也为安置划定了条件——孩子并非作为受欢迎的家庭成员被接纳，而是被视为加尔博什认为自己迫于压力不得不收留的危险人物。

加尔博什是鳏夫，家中只有他、叙述者和狗朱达斯。无名男孩的工作是照料两头猪、一头牛、十二只母鸡和两只火鸡。因此，他通过劳动成为农场的一员，但现有叙述并未显示这份工作为他换来关爱或可靠的保护。加尔博什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让他独自和狗待在一起，也可以随意惩罚他；家中没有其他亲人能抗衡加尔博什的权威。

战时的大环境进一步凸显了栖身之处的不稳定。村庄远离铁路和河流，但德国士兵每年会来三次，征收农民必须提供的食物和物资。更广泛而言，占领迫使农村居民既要向正规部队，也要向游击队提供农作物；拒绝则可能招致惩罚性突袭。因此，加尔博什害怕引来德国人的注意，确实是因为家中面临真实危险；但他选择收留无名男孩，并没有因此善待这个孩子。

猜疑、传闻与狗

加尔博什对待叙述者的方式，发生在一个早已被另一个孩子的故事笼罩的家庭里。邻居们提起一个失去父母的犹太女孩——她的父母逃走后，加尔博什曾收留她，让她寄住在家中。他们指控加尔博什虐待她，并从她失踪一事中获利，声称他把别人付给他的照料费拿去翻修农场。这些是邻居转述的指控，并非经过独立证实的事情经过。加尔博什愤怒回应，并用朱达斯威胁邻居；他曾让狗去对付被指控偷苹果的人。这个故事将无名男孩的依赖处境放进一连串有关加尔博什剥削弱势儿童的指控之中，同时仍清楚区分邻居所说的内容与叙述所证实的事实。

加尔博什对叙述者的敌意是直接的。他指望无名男孩讲罗姆人的故事，但孩子只会讲战前在家里学到的诗歌和故事。无名男孩讲的内容有时不能让加尔博什满意，反而使他更加恼怒，于是他会进一步惩罚孩子，或威胁要让朱达斯去咬他。加尔博什还问，为什么像叙述者这样的孩子可以活着，而他自己的儿子却年纪轻轻就死了。无名男孩无法回答；他答不出来时，加尔博什便打他。这个问题显露出加尔博什家中的悲痛，却不能解释或开脱他对孩子施暴的行为。

朱达斯使加尔博什的权力变得具体可见。这条狗早已因被放出去追咬偷苹果的人而咬死过一个人。加尔博什一再唆使它攻击叙述者，而朱达斯也学会了把孩子当成敌人。有时，加尔博什会把朱达斯带到足以威胁无名男孩的近处，抓着狗的项圈，催它向前。无名男孩的恐惧是加尔博什刻意制造的场面之一——加尔博什看着他惊恐的样子，有时还问他为何可以活着，随后在他答不出话时打他。对他们的关系而言，这条狗不只是看门的动物；加尔博什把它变成恐吓工具，使无名男孩觉得自己对这个家庭的依赖与危险密不可分。

私下的抵抗策略

叙述者努力避开加尔博什，遵照他的吩咐行事，但顺从并未阻止殴打。加尔博什还会侵扰无名男孩的睡眠，突然把他惊醒，或把朱达斯带进房间。这种模式并非只涉及个别惩罚——每次从牧场、鸡舍或马厩干活回来，都可能接着再遭一顿打。他的伤没有机会痊愈，对朱达斯的恐惧也扰乱了他的睡眠。孩子的日常生活于是围绕着预料加尔博什或狗接下来会做什么而展开，而不是建立在顺从就能保护他的稳定承诺之上。 面对这种权力，叙述者发展出一种细小而精确的制衡办法。加尔博什喝醉后张着嘴睡着时，无名男孩便仔细地数他的牙齿，包括口腔深处的牙齿。如果加尔博什打他打得太久，叙述者就告诉他牙齿的数目，让他自己核对。无名男孩相信，如果加尔博什杀了他，加尔博什自己也只剩下几年可活。数牙齿之所以成为武器，恰恰是因为它把仔细观察变成警告——孩子无法与农夫抗衡其身体上的控制力，却能让加尔博什知道，他的习惯和弱点都已被看透。 这种策略无法使叙述者获得自由，而吊挂用钩与皮带的情节则显示他的控制力依旧有限。加尔博什用固定在天花板两个钩子上的皮革把手吊起无名男孩，然后把朱达斯带进锁着的房间。孩子明白这是对忍耐力的考验——如果疲惫得把脚放低，狗就够得到他；而加尔博什或许希望之后发生的攻击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叙述者把数过的牙齿当作保护，同时也明白，一旦坠落，这种保护就可能毫无用处。这一幕鲜明地呈现了两人关系中的不平等——加尔博什掌控房间和眼前的危险，而孩子的抵抗只能是保持警觉并紧紧抓住不放。

介入与持续的虐待模式

村庄牧师（维卡）看见无名男孩身上的瘀伤后，短暂地质问加尔博什。加尔博什承认自己因为叙述者懒惰而惩罚了他；村庄牧师（维卡）温和地训诫他，并叫他第二天带孩子去教堂。这次介入揭示了虐待，却没有提供持久的保护。牧师离开后，加尔博什再次惩罚叙述者，还特意避开身体上容易被看见的部位。因此，无名男孩出现在教堂，并没有终止农舍里不为人知的暴力。 虐待以反复出现的日常模式持续下去，而非仅仅发生在一次冲突中。加尔博什不断尝试新的方式伤害无名男孩，累积的伤势逐渐变成开放的伤口。到了夜里，叙述者仍会留心屋内和院子里的声响，害怕朱达斯会来到他的床边。即使睡着，关于狗的梦也让他预期危险将至；如果他惊醒尖叫，加尔博什就会因为他惊扰了家中其他人而殴打、踢踹他。这种循环以恐惧和控制将两人联系起来——加尔博什制造威胁，孩子的恐惧显露出来，而加尔博什又把这种恐惧当作另一个惩罚他的机会。 这段关系揭示，当提供栖身之处的人对一个无处可去的孩子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时，庇护就可能变成囚禁。加尔博什害怕战时的报复，同时又一再选择让叙述者在农舍里也不得安宁。无名男孩的劳动、他试图顺从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仔细数加尔博什牙齿的做法，都源自同一种受限处境——他必须生活在农夫的权威之下，同时寻找任何可以阻止这种权威变得致命的办法，哪怕那办法微不足道。他们的关系始终由依赖与求生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所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