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尺度上的彼此扶持
微小而美好的事物:关于爱与生命的建议“人类尺度上的彼此扶持”是Sugar对一种信念与相互扶助的称呼,其根基在于人们实际能够给予彼此的东西——陪伴、同情,以及在无法抹去的苦难中给予照料。这个说法出现在她给一位母亲的回信中;那位母亲正等待女儿埃玛接受可能危及生命的手术,Sugar在信中将寻求神明介入的目光转向了人间的爱。在全书的建议和她对曾经帮助弱势女孩工作的回忆中,这一理念逐渐成为一种见证与承担责任的伦理——它不承诺悲剧会被逆转,也不为未能保护他人的机构或个人开脱。
从超自然救助到人的陪伴
Sugar的叙述始于一位来信者的提问——上帝为什么会让她年幼的女儿面临可能危及生命的手术?Sugar不愿把好运或厄运视为某些人受祝福、另一些人遭遗弃的证据。她认为,这样的考验制造了幸运者与受诅咒者之间的虚假区分,也削弱了人们对那些遭遇无法从精神层面得到解释的事件、因而深受打击的人所怀有的同情。
使她的回答转向的场景具体而鲜明。Sugar说,她凌晨三点醒来,感受到这位来信者的痛苦,于是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她想象,那封邮件以及其他人善意的话语和祈祷,就像一只小小的木筏,勉强能够载着这位母亲度过等待得知埃玛情况的那些时刻。这个意象没有淡化危险,也没有声称话语能够治愈疾病。它赋予人际支持一项有限却重要的任务——在结果尚未明朗时,帮助一个人不致沉没。
Sugar借助一个假设情境明确说明这一区别——即使埃玛的手术结果不佳,给予她母亲的爱仍会陪她度过这场磨难。在这样的叙述中,恩典并非奇迹般地阻止苦难,而是人们在无力阻止苦难时彼此给予的东西。Sugar提出,信仰或许可以存在于同情、一只放在女儿身上的手,或透过窗户洒进来的阳光中,而不只存在于一个通过实现愿望来回应祈祷的灵体之中。人类尺度上的意义,比超自然的确定性更微小,却更贴近日常经验,也更容易触及。
见证哀伤,而非修复哀伤
同样的伦理也体现在Sugar对一位失去女婴的父母所作的回答中。她认为,来信者痛苦如此深重,是面对毁灭性丧失时可以理解的反应;旁人无权宣称这种状态已经结束。劝这位丧亲父母走出来的人,也许是害怕哀伤,或是想帮忙,但他们试图淡化哀伤的做法无法提供真正需要的支持。Sugar形容这位哀伤者仿佛生活在与那些未曾经历丧子之痛的人不同的星球上——这场丧失改变了人们听取日常安慰时所依据的条件。
在另一封信中,Sugar告诉一位男子,他未婚妻的母亲之死永远不会变得可以接受。她的建议不是寻找解决办法,也不是劝未婚妻摆脱哀伤,而是继续承认这场丧失,并见证它持续存在的现实。Sugar将这一建议与自己的丧亲经历联系起来——对她最有帮助的,是别人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很难过,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平常,也让人因觉得自己无法修复任何事情而感到不自在。它们的价值在于承认,而不在于新奇或治愈。按照这种理解,同情意味着给予人们所能给予的爱,即使丧失的事实依然如故。
照料与保护的局限
Sugar回忆自己从事青少年倡导工作的经历,将这一伦理置于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局限面前——人的关切并不能保证保护会奏效。她曾帮助大约二十名七、八年级的女孩;学校认定她们属于风险特别高的学生。她采取的方式是无条件积极关注;她设定的有限目标是让这些女孩在毕业前避免怀孕和被监禁,并最终找到工作。女孩们以强烈的信任回应她的关心,想借她的花朵发夹或钢笔,分享她的三明治,翻看她的钱包,并告诉她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她们披露的经历包括严重的虐待和危险。Sugar描述了女孩在家中受到伤害的情况,其中一人给她看自己在手臂上割出的伤口,另一人则一再被母亲的男友按进冰冷的水里。Sugar向警方和州儿童保护机构举报虐待,有时每天都打电话。她所讲述的那些案件中,没有人介入。一名儿童保护工作人员解释说,资金有限,未被判定为面临迫在眉睫危险的青少年可能会被列入等候名单;该机构优先处理年幼儿童的案件,而对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则有更多资源。Sugar得出的结论并非关心就能取代公共保护。她的经历揭示了认真对待一个孩子的陈述,与拥有资源或得到机构响应以制止伤害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一区别也说明了为什么人类尺度上的彼此扶持是一种行动伦理,而不是一句安慰人的口号。在给一位对孩子父亲心怀愤怒的母亲提供建议时,Sugar请她考虑孩子未来与父亲的关系,并向他发送近况;这么做并非因为父亲有权得知,而是因为孩子可能会从与父亲保持联系中受益。在别处,她劝一位女性与具有破坏性的哥哥保持距离,同时继续爱她的父母,并设法参与侄女和侄子的生活。在这两种情况下,照料都意味着作出选择——谁对谁负有责任,以及为了避免助长更多伤害,何时必须限制介入。
代价高昂、未竟的照料工作
Sugar自身的处境使这一理念不至于沦为一种声称照料毫不费力或总能得到公平支持的说法。她接受一份无偿的建议专栏工作时,描述了自己和Sugar先生的处境——两人都是靠写作谋生的作家,没有存款、稳定的工作福利或免费的托儿服务,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并承担大笔债务。她起初答应了,随后却开始起草邮件准备退出,因为这份工作会挤占有偿写作的时间,也会加重本已繁重的照料负担。这件事让人看到回应他人痛苦所需的物质代价——关注和同情都需要时间,而给予这些关怀的工作可能没有报酬。
她关于育儿的建议同样将同情与责任相结合。回应一位因愤怒把女儿扔到草坪上的母亲时,Sugar体谅她在缺乏实际支持的情况下照顾两个年幼孩子的疲惫,也承认自己对孩子做过令自己后悔的事。但体谅并不等于免除责任——她认为改变的责任在于这位母亲,因为育儿要求人们正视自己既有爱的能力,也会做出伤人的行为。因此,人类尺度上的彼此扶持既不要求不可能的完美,也不赞成不作改变却感伤地宽恕一切。它关注人们能够给予什么、必须为哪些事情负责,以及还缺少哪些帮助或保护。
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中,“人类尺度上的彼此扶持”始终没有忽略照料的局限。话语无法逆转死亡;仅凭爱意无法制止虐待;父母之爱不能免除保护孩子的责任;同情也不会让无偿劳动变得毫无代价。然而,一封善意的电子邮件可以帮助某人熬过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夜,反复承认丧失可以让哀伤者不再那么孤立,而专注的关怀可以给脆弱的年轻人表达心声的空间。Sugar的说法将意义定位于并非掌控苦难,而是在苦难之中,人们以不完美却具体的行动彼此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