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洛因流行时期

海洛因流行时期并非一股浪潮在某个时刻涌入某个地方——它是一个原本大体隐而不见的问题逐渐演变为迅速扩大的区域危机的过程，毒品通过人际网络和长距离供应路线流通。在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及周边地区，这一转变将处方药片的使用与海洛因联系起来，使过量事件进入郊区社区，也揭示了家庭羞耻感以及医疗保健与刑事司法之间的鸿沟如何加剧伤害。

从不为人知的群体到区域警讯

在海洛因成为郊区广受关注的问题之前，罗阿诺克通常将其视为一种内城区毒品，报道者主要是警察和法院新闻记者。当时担任助理联邦检察官的唐·沃尔特斯回忆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地使用海洛因的人可能只有几十名。由于海洛因造成的影响不像快克可卡因或甲基苯丙胺那样扰乱公共生活，使用者大多可以不为人知。在这个规模不大的使用者和贩卖者群体中，多数人是非裔美国人；他们也认为不应把海洛因卖给白人顾客，因为后者可能会举报卖家。

2000年代中期出现了另一种警讯。一宗涉及罗阿诺克电视台天气预报员的海洛因事件引起当地高度关注，后来被视为该地区首次敲响警钟，尽管记者起初将其视为个例。2006年，出身费城的贩毒者克利夫顿·“莱特”·李开始在罗阿诺克向黑人和白人使用者贩卖海洛因。两名因向朋友贩卖海洛因而被捕的郊区青少年，手机中存有牵涉另外五十名年轻人的证据；其中许多人是隐谷高中的学生，来自该县最富裕的社区之一。到2008年，李被判处十一年监禁。检察官称，他的贩毒活动每周两三次向该地区运入约一千袋海洛因，以五千美元购入，再通过贩毒网络转卖，收入达三万美元。

相互关联的市场不断扩大

这场流行危机的扩张，不仅仅依靠供应者将毒品带入社区。在伍德斯托克，使用者往往先从处方药转向海洛因，随后再卖掉所购毒品的一部分，为下一次购买筹钱。每个新顾客都可能再招揽其他人，使当地网络通过反复交易不断扩大。避免戒断的迫切需求助长了这一循环，而拘留、监禁、过量和过早死亡则是它一再造成的代价。

到2013年春，谢南多厄河谷北部的调查人员正在追查一名他们只知道姓名缩写为D.C.的供应者。据称，海洛因装在塑料袋里，由巴士从纽约市沿81号州际公路运入弗吉尼亚州，并藏在零食容器中。在哈莱姆，粉末被压制成大小一致的圆片，藏在品客薯片罐里；一批货通常约有200克，而乘通勤交通工具前往巴尔的摩的零散贩毒者每次携带的毒品则只有20克或更少。在伍德斯托克，D.C.雇人将整批货物分装成更小的零售份量。利润空间十分惊人——在哈莱姆以65美元买入的一克海洛因，经伍德斯托克的下线转卖后，可带来800美元收入。

这个贩毒网络不仅触及凯夫斯普林和隐谷的年轻人，也延伸到更北面的城镇。到2014年，联邦探员和检察官已从阿什琳·凯斯勒的手机中恢复了1.5万条短信。这些信息记录了交易和运输安排，并帮助调查人员绘制出一条从她位于新泽西州的供货者延伸至数十名当地年轻人的链条。手机记录让家人和当局一直难以看清的情况浮现出来——这是一个由众多小额交易维系的分散市场，而非单一、引人注目的街头交易场景。

家庭、污名与治疗障碍

2012年，当地开始报道罗阿诺克郊区的海洛因流行问题时，许多家庭因羞耻而不敢公开发声。几年后，更多人愿意以真实姓名受访，但先前的沉默已使父母们陷入孤立。2012年，尚无脸书群组将全州各地的家庭联系起来，让他们交流康复治疗、应对方式或实际支持方面的信息。在隐谷附近的一场家属匿名互助会聚会中，两位儿子都成瘾的母亲相遇；她们的相遇展现出，家庭如何在刑事司法与医疗保健的分歧之间奔走，努力让亲人活下去。

同样的分歧也影响了治疗。苔丝·亨利此前参加过十二步互助会，但她觉得自己因服用丁丙诺啡治疗药物而遭受污名。尽管麻醉品匿名互助会正式接纳药物辅助治疗，受邀担任她的互助导师或指导者的成员却拒绝了。这样的拒绝揭示了两种观念之间的鸿沟——医疗方法将药物视为康复的一部分，而一些康复社群参与者则认为，服药与保持戒断状态不相容。对于在成瘾、治疗和复发之间辗转的人来说，这种文化分歧可能使本已艰难的持续治疗之路更加脆弱。

公众的担忧并不总能转化为行动。珍妮·安德伍德曾向当地学校董事会和县官员反映隐谷的问题；她的家庭原以为，富裕的生活和良好的学区能够提供保护。她说，自己得到的回应只有沉默。学校董事会没有支持她希望推动的项目，县里则照常拨款2,000美元。与此同时，希望倡议不断接到有关隐谷及附近凯夫斯普林海洛因使用者的来电，警方数据也显示，这些地方的问题比该县较不富裕的地区更严重。

过量事件升级与不平等的后果

2016年10月，谢南多厄河谷北部有19人在一周内发生过量事件；其中17人经纳康抢救后恢复。曾因掺有芬太尼的海洛因而失去儿子的纳洛酮培训员描述说，贩毒者会在发生过量死亡后把芬太尼掺入海洛因，以吸引顾客；他还指出，这种做法也可能被用来针对疑似线人的人。这番讲述将芬太尼带来的直接危险，与这样一种市场逻辑并置——即使有人死亡，顾客也可能因此转而购买另一名卖家的毒品。

2017年，该地区的过量事件数据进一步恶化。非致命过量事件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致命过量事件则接近增加两倍；这两项统计都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在一场到场人数寥寥的公众论坛上，警方报告称，他们在81号州际公路沿线查获了4.4磅芬太尼，并称这足以造成100万起致命过量事件。当局还逮捕了一名凯夫斯普林高中毕业生；此人试图贩卖700片含有芬太尼的阿普唑仑片，这些药片是从香港通过暗网订购的。这些案件表明，供应方面的威胁已不再局限于以人们熟悉的形式出售的海洛因——芬太尼也开始出现在假药片中。

这场流行危机的负担分配并不平等。书中将“逮捕无法解决这场危机”的说法，与罗尼·琼斯因持械贩卖海洛因而入狱，以及其他因贩毒被捕的黑人和拉丁裔人士所受到的处置作了对比。书中还描述了获取处方止痛药方面的种族差异——所引述的2014年数据表明，医生给有色人种开具这类药物的比例远低于给白人患者开药的比例，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药物误用存在假设。由此形成的危机是，一些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迅速上升，而毒品执法和监禁的负担仍不成比例地落在有色人种身上。

后果不止于海洛因的危机

这场危机之前已有警讯。2000年11月，阿特·范泽曾将李县描述为一个哨点地区，并将其与曾成为艾滋病疫情早期中心的地方相提并论。当时他并不知道，奥施康定危机之后会出现海洛因流行，注射相关传播还会带来更多艾滋病病毒感染和丙型肝炎死亡病例。到2015年，弗吉尼亚州西南部乡村地区报告新增65例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共用针具被认定是重新引发担忧的一个因素。

到2017年底，罗阿诺克仍未成立一个类似田纳西州三城地区合作组织的工作组；该组织曾帮助推动奥弗山康复中心成立。地区媒体的报道能力也有所萎缩——《罗阿诺克时报》只有一名记者负责报道罗阿诺克河谷的警务新闻，而涉及庞大海洛因团伙的起诉案件甚至可能无人报道。危机的规模与公众对危机的认知之间的落差，本身就会造成影响。这场流行危机已通过显眼的毒品市场和较不为人知的家庭困境蔓延开来，但报道减少可能让居民误以为危机已经平息。其历史所呈现的却是一条持续不断的链条——供应、依赖、污名、不平等执法，以及本可避免的过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