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

2000年代是本书追溯一场起初未受关注的处方阿片类药物危机如何成为全国性反思，并在许多社区转向海洛因的时期。其鲜明特征并非某个单一转折点，而是一连串不断扩大的变化——地方报道和家庭的丧亲经历揭示了危害；使用者和毒贩通过社会与商业网络传播成瘾；公众应对则以不均衡的方式出现，表现为倡议行动、起诉以及围绕治疗和监禁展开的辩论。本书还继续追踪这一年代的后续影响，展现2000年代形成的网络和政策冲突如何延续下去。

地方警讯与蔓延的危机

2000年春，信息在乡村社区之间传播得很慢。一位与阿特·范泽共事的年轻医生探望东北部的亲戚后返回，带来一篇《波士顿环球报》关于处方药与犯罪的报道。报道描述了缅因州马基亚斯这一小地区——两年间，监狱在押人数翻了一倍，财产犯罪有所增加，当地官员将这些变化与奥施康定联系起来。马基亚斯与弗吉尼亚州李县的相似之处表明，范泽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只限于一处煤田。这篇报纸报道在全国性危机叙事尚未成形之前，就将两个地方联系了起来。

范泽和妻子苏·埃拉·科巴克通过组织地方行动作出回应。几周之内，他便通过李县健康联盟召开公众会议；这是一个由牧师、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社区成员组成的基层团体。在科巴克的编辑和指导下，他致信普渡制药，提及注射用药、过量、脓肿和丙型肝炎等情况，并要求公司调查处方模式。公司寄来了不良事件报告表。在一场面向医生和家庭的论坛上，范泽邀请耶鲁大学的药物滥用专家讲解戒断，以及阿片类药物成瘾这种慢性且易复发疾病的病程。这些会议将眼前的地方证据与一个更长远的问题联系起来——治疗能否应对一种并非只要停止用药就能消除的疾病。

到2001年3月，这场危机的规模已更难被忽视。自普渡制药推出奥施康定以来，该地区已记录四十三起羟考酮过量死亡事件。一些使用者从鼻吸药片转为注射溶解后的药粉；李县监狱则在原本只能容纳三十四人的空间里关押着七十九人。附近与获取药片有关的犯罪进一步表明，成瘾正在改变日常生活，也影响着警察和法院的工作。这些报道先是在地方不断累积，之后才传到广泛的全国受众那里。

从地区新闻到家庭倡议

2001年2月9日，巴里·迈耶和一位同事报道了肯塔基州的联邦调查行动“肯塔基州奥施康定滥用与贩运调查行动”，一篇重要的全国性媒体报道由此问世。该行动逮捕了207名兼任使用者与毒贩的人，其中许多人是从被描述为不堪重负、粗心大意或配合过度开药的医生那里获得药片的患者。到当年夏天，全国各地已有报道提及与奥施康定有关的死亡和犯罪；这种药物也出现在郊区，而不仅仅是乡村社区。从地方警讯到全国报道的转变确实发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迅速理解了危机，或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丧亲者家庭开始自行组织起来反对这场危机。2001年，埃德·比施的十八岁儿子去世后，他在网上得知，这是该地区三个月内第三十起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事件。后来，失去十八岁儿子兰迪的李·纳斯通过女儿与他取得联系。纳斯在儿子去世前并不知道他在使用药片；他从一位朋友那里拿到了一片含80毫克药物的奥施康定。这些丧亲经历后来成为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彼此孤立的悲痛故事。

读过巴里·迈耶2003年出版的《止痛药》后，比施和纳斯与范泽、贝丝修女一道，成立了“反对普渡制药的亲属组织”，这是一个名为“拉普”的基层非营利组织。成员们推动建立全州处方监测项目，让临床医生能够查询患者的处方记录。他们组织预防讲习会，在普渡制药总部外展示已故子女的大幅照片，并质疑公司的公众声誉。他们的倡议行动也使他们与慢性疼痛患者发生冲突；这些患者表示，药物能让他们正常生活并安然入睡。2003年，在奥兰多举行的一场预防会议上，“拉普”成员抗议普渡制药出席，比施则念出其网站上纪念的260人的姓名。这一事件展现了该年代的争论如何既体现在政策辩论中，也体现在公开悼念的行动里。

执法与转向海洛因

毒品市场随着公众认识的变化而改变。在罗阿诺克气象员事件发生之前，当地海洛因通常被视为一种孤立、几乎不为人所见的毒品，与一小群以黑人为主的使用者和毒贩有关。2006年，根基在费城的毒贩克利夫顿·“莱特”·李跨越种族和郊区界线扩大了市场。两名向朋友出售海洛因的青少年引领调查人员发现证据，牵涉到另外五十名年轻人；其中许多人就读于隐谷高中，这所学校位于罗阿诺克县最富裕的社区之一。一名调查人员制作的图表描绘出一种等级结构——以赚钱为目的的毒贩高于使用者，其中一些使用者已因过量而死亡。到2008年，李被判处十一年监禁；检察官称，他的网络每周两三次将一千包毒品运入该地区。

其他调查揭示了乡村分销网络如何与大城市相连。到2013年春，调查人员已掌握一名代号为“迪西”的供应者的情况，包括其车辆以及海洛因进入弗吉尼亚州81号州际公路走廊的路线。年轻女性从纽约市出发，携带藏在零食容器里的毒品；这些海洛因在哈莱姆被包装成四盎司的圆盘，藏在品客薯片罐内。一批可能含有200克毒品的货物，与那些往返巴尔的摩的毒贩所携带的较小数量形成对比。2014年，联邦调查人员针对阿什琳·凯斯勒的案件涉及一万五千条短信，这些短信勾勒出新泽西州的一名货源与洞泉和隐谷年轻人之间的联系。这些细节超出了该年代本身，但它们让人们看见了本书叙述2000年代期间逐渐形成的分销网络和招募模式。

起诉、惩罚与不平等的应对

联邦起诉成为另一种备受瞩目的应对方式。早在2003年，年轻的弗吉尼亚州西部联邦检察官约翰·布朗利就开始对普渡制药展开案件调查。2007年5月，他在罗阿诺克市中心宣布一项和解——普渡制药将承认重罪级别的错误品牌宣传，承认公司曾连续六年宣传奥施康定，称其比速释药物更不易被滥用，也更不容易引发麻醉药物副作用。公司将支付6亿美元罚款；三名高层管理人员将承认轻罪指控，公司则代他们支付3450万美元罚款。和解并未要求这些高管入狱服刑。之后举行的量刑听证会预计会让他们面对悲痛的父母，后者可以在法庭上讲述药物造成的后果。这起案件使普渡制药的营销行为承担了法律后果，但家庭和社区仍须面对和解无法挽回的损失。

本书的回顾也将执法置于种族差异之中。书中对比了两种情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靠逮捕无法终结以白人为主的使用者的阿片类药物成瘾；与此同时，像黑人毒贩罗尼·琼斯这样的人仍被持续监禁，琼斯正在服第三次刑期。书中引用的全国数据表明，少数族裔在毒品犯罪者中所占比例偏高；研究则显示，医生给他们开止痛药的比例远低于给白人患者开药的比例。本书将这些现象视为处方和惩罚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天生易受影响程度不同的证据。与此同时，书中描述了温彻斯特出现的另一种模式——一家药物法庭旨在帮助违法者获得治疗，包括药物辅助治疗，以及住房和交通支持。

这一年代留下的问题

通过追溯危机从乡村警讯到全国报道、家庭组织、联邦起诉和海洛因分销的发展，这一叙述将2000年代呈现为迟来的认知时期，而非问题得到解决的时期。处方药片的供应助长了成瘾之路；戒断以及维持药物来源的需要，促使一些使用者转而向他人出售药物，扩张了后来将城镇与遥远货源联系起来的网络。执法行动瓦解了这些网络的部分环节，但个别起诉无法应对所有涉事者，也无法为每一位受影响者恢复治疗渠道。

这一年代还留下一个关于出狱之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本书将罗尼·琼斯一再入狱的经历，与一种拟议中的做法相对照——由重返社会工作人员帮助人们寻找住房、就业和减害服务，同时将低层级毒品犯罪者转介出刑事起诉程序。布莱恩·史蒂文森认为，减少监狱人口，并将由此节省的部分资金投入治疗，可以改善人们的前景。因此，在这一叙述中，2000年代不仅是危机变得可见的时期，也是围绕危机形成彼此竞争的解释和应对方式的时期；后来的社区仍须决定，究竟主要通过惩罚来处理成瘾，还是将其视为公共卫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