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

20世纪初是医疗界对阿片类药物的乐观态度与日益增多的依赖证据相冲突，并逐渐转向禁制的时期。本书借助这段历史说明，阿片类药物成瘾并非始终主要被视为犯罪问题或内城区问题——医生曾促成一些成瘾案例，海洛因曾作为药物广泛销售，而在后来的处方药危机出现之前，公众就已收到相关警告。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推广、迟来的警觉、限制与遗忘这一循环，也在于指出成瘾后来被归入不同类别所造成的不平等后果。

医疗使用与早期警告

世纪之交时，阿片类药物衍生药物已得到广泛使用，成瘾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社会群体。历史叙述描绘了医生、劳动者和家庭用药者的经历——只要药物供应稳定，他们的用药习惯就可能难以被察觉。1895年，一位布鲁克林医生在纽约医学学会发表讲话，批评那些把吗啡和注射器留给患者、并建议患者一感到疼痛就使用药物的同行。他警告说，仅仅三四次用药就可能形成依赖，并指出，如果医生一开始没有开具吗啡处方，一些依赖案例本来可以避免。到1900年，已有超过25万名美国人对鸦片衍生止痛药上瘾。

海洛因早期的商业历程与这些警告形成鲜明对照。医学期刊称赞拜耳的产品能够抑制咳嗽，有些期刊还认为它优于吗啡，或可取代吗啡。研究人员已开始指出，这种药物的风险尚未得到充分了解，但海洛因仍在美国药店和邮购渠道销售了八年。1906年，美国医学会发出更严厉的警告，指出这种药物容易使人养成习惯，并会导致严重后果。1910年代和1920年代，纽约和费城的医院中，与海洛因有关的入院病例有所增加；当时的官员认识到，受伤患者和娱乐性使用者都可能成瘾。纽约市卫生专员称，一种曾与士兵相关联的疾病，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疾病。

管制与社会重新归类

1914年的《哈里森麻醉品税法》严格限制了海洛因和其他麻醉药品的销售与持有。1924年，海洛因的生产被禁止；此时距拜耳的产品上市已过去26年。这一法律变化并未简单地终结医疗用途，而是改变了依赖者获得药物的处境，也改变了社会描述他们的方式。到1930年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典型的海洛因使用者描述为工人阶级成员、移民子女，或爵士乐手等群体的一员。使用者依赖犯罪网络获取药物并避免戒断。

随着这一变化，成瘾的社会含义也发生了转变。早期因接受医疗治疗而产生依赖的人，包括小城镇居民，逐渐淡出公众记忆。留下来的使用者则越来越多地被贴上罪犯而非患者的标签。本书强调，这并非一种中性的用词变化——成瘾者的形象变得狭窄，而医生相关依赖曾经显而易见这一事实则被遗忘。因此，这段历史指出，毒品管制不仅涉及对某种物质的监管，也涉及对使用者的社会分类如何变化。

逐渐淡出视野的警告

当时的报纸记录了阿片类药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接触情况。1914年的一篇报道谴责某些婴儿药物含有麻醉成分，却被宣传为对婴儿无害。同一版的另一处，一位里士满医生为一家鸦片治疗机构刊登广告，承诺在十天到三周内治愈。这样的并置体现了一个时期的状况——警告与商业宣传可以同时出现，却未能解决依赖这一根本问题，也未能形成持久的公众认知。

本书将这些报道视为历史性失忆的证据——这些警告并未持续发挥作用，成为后来政策与实践的指引。随着警告从人们的鲜活记忆中淡去，在新的条件下，人们对医疗处方的同样信心可能再次出现。因此，早期历史不只是背景年表。它表明，阿片类药物依赖、医生的参与以及商业推广的安全说辞都曾经出现过，尽管后来的世代仍将一场新的流行危机视为意外。

在后来的疼痛医学中重现的回声

这段叙述谨慎地将其与20世纪后期的处方阿片类药物流行相对照，而没有把两个时代视为完全相同。普渡制药反复引用较低的成瘾风险估计，并将阿片类药物处方描述为负责任的照护，以此推广奥施康定。1996年，这种药物推出之际，疼痛作为第五项生命体征的理念也开始传播。医院和认证机构采用了更严格的疼痛评估标准，而患者满意度指标则带来了缓解患者所报告疼痛的压力。1999年，医疗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批准了疼痛评估与治疗的强制性标准。

普渡制药自身的规划文件表明，这些新标准如何转化为商业机会。公司将认证要求描述为成为疼痛管理领域领导者的契机，并为印有品牌标识的圆珠笔、活页夹、图表和写字板做了预算。与此同时，疼痛量表表面上的精确性掩盖了其重要局限——主观评分可以标准化，却无法可靠地测量客观状况；依赖此类量表也不一定能改善治疗结果。这段叙述将这些做法与阿片类药物处方和滥用的增加联系起来，同时指出，医生后来认识到，在对风险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开药会造成后果。

因此，这一历史模式体现的是重现，而非完全重复。早期对医疗的信心、商业供应，以及未能改变实践的警告，为后来处方阿片类药物的扩张提供了先例。两个时期之间的差距本身也是论点的一部分——警告即使留存在记录中，也未必能左右未来决策；当警告失去影响力、受影响者被重新归类，而新的体系又使药物看起来既可量化又有医疗必要性时，历史知识仍可能无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