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f的自杀意图

我所有微不足道的悲伤

埃尔弗里达·冯·里森希望寻求协助死亡,使约兰迪·冯·里森夹在姐姐的请求与自己认为力所能及之事的限度之间。约兰迪起初拒绝带埃尔弗里达去瑞士,之后研究可能的路线、资金来源和医院情况,同时努力让活下去的可能性继续存在。埃尔弗里达的死使计划未能实现,也让约兰迪是否本该采取行动这一问题,成为持久的悲痛和自责之源。

请求与最初的拒绝

约兰迪对埃尔弗里达的恳求立即作出回应——她不会带姐姐去瑞士。埃尔弗里达请求她帮自己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并苦苦哀求她,但约兰迪不接受把这件事说成最后的举动,称这种想法令人阴郁。这番对话确立了核心冲突,却没有化解它。约兰迪并未否认姐姐痛苦之深;她抗拒成为那个替姐姐完成这趟旅程的人。

约兰迪并未就此停止考虑这件事。后来,在得知尼克要去西班牙后,她上网搜寻在那里取得戊巴比妥的途径,以及有关精神疾病患者协助死亡的信息。按她的理解,瑞士法律允许在不存在自私动机的情况下协助他人结束生命,而且这种保护并不限于瑞士公民。她由此明白,这解释了埃尔弗里达为何请她带自己去瑞士。起初看来难以承受的请求,此时在约兰迪眼中似乎有了法律途径,尽管事情未必简单明了。

考虑的路线与实际障碍

约兰迪权衡两种可能。一种是墨西哥,她设想在那里取得戊巴比妥;另一种是苏黎世,那里的程序或许合法,但取决于医生是否认定埃尔弗里达的痛苦足够严重。约兰迪也考虑到自己所扮演角色的不确定性,以及她的行动是否可能被视为鼓励。两种计划都需要尼克和洛蒂同意。因此,她的研究并未带来确定的方案,反而更清楚地凸显了三者之间的区别——法律上可能做到什么、什么取决于专业判断,以及约兰迪自己能接受做什么。

与朱莉的一番谈话,让这种不确定性显现在个人层面。朱莉质疑瑞士诊所是否只接收已经濒临死亡的人。约兰迪回答说,根据她的研究,精神疾病患者也可能符合她所说的“厌倦生命”这一类别。她认为,广义而言,可以把埃尔弗里达理解为正在走向死亡。朱莉没有明确表示赞同。这番谈话既呈现了据称法律所涵盖的范围,也保留了朋友们对这一选择是否适合埃尔弗里达的未决判断。

住院期间的计划

尼克和洛蒂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时,约兰迪与他们的谈话很简短,主要是互通情况。一家人仍陷于僵持之中——情况几乎没有变化,约兰迪则花了数小时研究瑞士方案,却没有与多伦多的任何人谈起。她向银行申请两万美元贷款,估算这笔钱可以支付旅费、她的返程费用、诊所治疗费、酒店、火化费用和骨灰瓮。她拿自己的《罗迪奥·朗达》系列书和预期的预付款作为未来收入的证明,但由于没有抵押品,也没有图书合同,银行不肯借钱给她。因此,她试图制定计划的过程,既要以医院电话、并不确定的资金来源和尚未完成的工作来衡量,也要看她对旅行路线的研究。

经济上的难题也与一家人能否共同行动密不可分。埃尔弗里达有钱,但钱存在她和尼克的联名账户里;如果有大笔提款,尼克会注意到。约兰迪问他,埃尔弗里达是否提过搬去多伦多;他说没听她提过,但如果她想来,也可以来。他没有追问详情。约兰迪也在努力完成另一本《罗迪奥·朗达》系列书,而她从艺术补助和出售温尼伯家中旧屋所得的钱所剩无几。因此,她试图制定计划的过程,既体现在医院电话、资金不确定和未完成的工作中,也体现在旅行研究上。

约兰迪反复拨打护士站电话,寻求保证,确认不会让埃尔弗里达离开医院。她听说工作人员斥责埃尔弗里达不遵循治疗计划,向洛蒂训诫所谓的严厉关爱,还威胁要实施电击治疗。尼克常常无法与精神科医生交谈。护士让约兰迪泡茶、冷静下来;一次深夜通话中,她试图提出异议,却停了下来并道了歉。这些细节显示,一家人身处难以掌握信息、也难以左右局面的境况,却仍在努力寻求掌控和了解。

通话、死亡与未解的抉择

约兰迪安排尼克探视时用手机打电话,把手机放在埃尔弗里达耳边。她告诉姐姐,自己仍在想办法,马上就会去看她,而且需要更多时间完成工作,之后才能回温尼伯。有一段时间,埃尔弗里达没有说话。后来的一次通话中,她清楚地开口,问约兰迪什么时候来接她。这个问题让计划显出了迫切的人情意味——研究和拖延对埃尔弗里达而言并非抽象之事,她正在等待姐姐采取行动。

埃尔弗里达去世后,约兰迪告诉尼克,她一直在想苏黎世的事——埃尔弗里达本可以平静地离世,而不是孤身一人;约兰迪明白,这正是姐姐所希望的。约兰迪说自己辜负了姐姐。尼克告诉她,没有人该受责备,同时也说自己本该更努力争取让埃尔弗里达留在病房里。他们各自不同的悔恨并未厘清责任;这些悔恨表明,同一个结果让他们都在追问——如果当时另作选择,是否可能改变结局。

在一封日期为2011年5月3日的信中,约兰迪向埃尔弗里达道歉,因为自己没有带她去苏黎世。她想起蒂娜姨妈曾说,宽恕或许有一天会像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感那样降临,但她并未声称自己已经得到这样的宽恕。在后来另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中,约兰迪承认,埃尔弗里达知道她没有勇气带自己去苏黎世,也知道她不会来多伦多。这番承认让未能实现的计划有了令人痛苦的双重含义——约兰迪曾认真研究过这种可能,却没能及时让它成为现实。

意义

寻求协助死亡的愿望,是通过一系列决定与阻碍呈现的,而不是以单一宣告表达。约兰迪读到的瑞士法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框架;墨西哥则是另一种较不正式的选择;然而,无论哪种方案,都无法免除同意、资金、医疗评估,以及约兰迪本人是否愿意参与的要求。小说让实际问题与伦理问题彼此纠缠,而没有把法律上的可行性当作这些问题的答案。

埃尔弗里达死后,这一处境也影响着姐妹之间的关系。约兰迪所作的调查,表明她努力理解姐姐的请求;而她的拒绝、拖延和后来的道歉,则揭示了爱一个人和知道如何回应对方求死的愿望之间存在的鸿沟。她是否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瑞士计划不仅是一趟拟议中的旅程,也成了约兰迪回想姐姐最后请求和自身限度时用来衡量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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