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

梅赛德斯先生

在小说中,2001年9月11日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它作为历史场景被叙述,不如说在于布雷迪·哈茨菲尔德反复援引这一天来解释自己的世界观。他把袭击视为虚无主义结论的证据——死亡会抹去行凶者与受害者,而他所能想象的唯一意义,就是在湮灭到来之前留下印记。这一思路影响了他针对中西部文化艺术中心演唱会所制定的袭击计划。

布雷迪对袭击事件的提及

勘察中西部文化艺术中心时,布雷迪想到那些摧毁世界贸易中心的人,愤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把其他人的事情也全毁了。此时,他正在检查几乎空无一人的停车场,以及演唱会观众进入大楼时会走的路线。他的注意力从怨恨转向实际机会——他留意到通往明戈礼堂的宽阔走廊、禁止携带包和背包的标志,以及现场似乎没有金属探测器。

布雷迪私下反思袭击事件时,也再次提到这一天。他不屑于行凶者对宗教的期待,并设想杀人者与受害者死后都会一同消失。由此,他提出一个笼统的看法——宗教、道德原则,甚至看似永恒的星辰,都无法提供可靠的真理。在他看来,黑暗是最终的状态,而暴力行为的意义仅在于它能成为事前留下的一种宣告。

从历史记忆到策略

布雷迪的回忆并未停留在抽象层面。在中西部文化艺术中心,他研究大楼的入口与安保程序可能如何影响四千多名演唱会观众。他把禁止携带包袋的规定,以及自己对现场不会使用金属探测器的预期,都视为评估进场机会和受到检查程度时要考虑的因素。他预计,一个没有带年幼女儿到场的男子可能会引人注意,这表明他正在思考人们入场时会受到怎样的审视。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并不周全。演唱会当晚,布雷迪遇到另一套入场程序——使用轮椅的人先经由指定通道入场,普通观众随后进入。他原以为人群会同时抵达,安保人员也会应接不暇,但轮椅使用者提前入场打乱了这一预想。这种反差展现了他想象中的人群与实际受管理的人流之间的差别。

虚无主义与历史的意义

布雷迪把自己对过往的看法浓缩成一个想法——历史就是伤疤组织。留下来的不是道德教训或恒久意义,而是受伤后留下的印记。他提及2001年9月11日,是要把一场造成大规模伤亡的事件当作自己关于湮灭与恶名的论据。小说通过那些因他的计划而陷入危险的人,呈现这种说辞与其后果之间的落差,其中包括市中心求职者大屠杀中的拥挤求职者,以及明戈礼堂的演唱会观众。

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将布雷迪对道德意义的蔑视与他想要以暴力作出宣告的欲望联系起来。不过,小说并未把他的谋划写成洞悉一切或不可避免——他对安保和进场方式的假设可能出错,其他人的行动也可能打断他的计划。2001年9月11日在他的私下论辩中反复出现,但围绕袭击计划展开的场景揭示了他由此构建的抽象观念在现实中的局限,以及其中攸关的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