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莱多

托莱多是玛·雷尼乐队的钢琴师，一个自学成才、观察敏锐的人。他对历史和身份的思考，表达了剧中一些最鲜明的质疑，反对依赖白人的认可。他既了解钢琴的可能性，也明白它的局限；离开乐器后，他同样关注历史如何塑造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他的洞见并未使他免于利维·格林突如其来的暴力——利维因一只鞋受损而勃然大怒，随后从背后刺伤了托莱多。

身份与乐队中的位置

托莱多是乐队的钢琴手，也是唯一识字的成员。他自学成才，但所学并不全面——即使能迅速看透情势，他有时也会误解并误用自己所知的东西。比起简单地称他睿智或错误，这种兼具两面的特质更能完整地界定他。他能够进行发人深省的分析，但剧作并未将他塑造成绝不会出错的权威人物。他的观点在对话中浮现，既可能遭到反驳，也会在争论中获得意义。

他对音乐的理解同样兼顾掌控与局限。托莱多驾驭钢琴，却也意识到钢琴作为自身延伸所具有的局限。乐器不只是供他演奏的工具；它的限制也映照出他自身的限制。这使他有别于那种毫无保留地展现精湛技艺的形象。他的演奏和思考都体现出对形式的关注——一种形式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一个人如何受这些边界塑造。

托莱多是乐队的一员，成员们一同进场，身着符合当时成功音乐人身份的服装。在这个群体中，卡特勒担任领头者，而托莱多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他的识字能力，以及他乐于解读周遭情势的习惯。其他人有时觉得他的话像一篇冗长的讲演，但他总能将平常的交谈引向有关集体身份和过往的论辩。

历史、身份与认可

卡特勒询问乐队该演奏哪个版本的歌曲时，说玛·雷尼还没告诉他，并提议按照利维的版本演奏。托莱多借这场争论提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只要黑人仍寄望于白人认可他们所说的话，他认为，他们就无法发现自己是谁、代表什么。他们的身份反而会由白人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来界定。在这一论述中，艺术选择成为更广泛的自我定义问题的一部分。按照他的说法，认可并非中立；依赖认可，可能决定一个人会以何种方式被理解。

托莱多与利维的交谈进一步展开了他对历史的阐释。利维反对托莱多关于他身边没有历史残余的说法后，托莱多称他们全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残余。接着，他描述人们从非洲不同地方、不同部族而来，逐渐混在一起，就像炖菜里的各种食材。这个比喻从各自不同的起源，转向共同形成的结果——不同元素汇聚在一起，彼此交融。托莱多的比喻并未抹去差异的历史，而是将混合本身视为集体身份的成因，说明这种身份无法被简化为单一源头。

炖菜的意象也与他将黑人称作历史残余的说法形成了富有启发性的张力。一种说法指向历史留下的东西；另一种则想象着不同传承如何共同构成某种共享之物。托莱多的论述将伤害与形成并置——人们承受着历史的后果，但他们的身份也在多重历史的交汇中形成。家常食物的意象使这一论点具体可感，而他关于白人认可的论述，则指出了可能使人们误认这种共同传承的压力。

与卡特勒和利维的争论

卡特勒谴责把灵魂卖给魔鬼是亵渎时，托莱多再次谈起历史。他回应说，他们早已做过类似的事——他描述人们以西红柿的价钱卖掉非洲，并为了变得像白人而将自己交给白人。他以他们的穿着为证，指出那不是非洲人的服装，而是白人的服装，并称他们是在模仿白人。他的主张不只是针对衣着；在他看来，外表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显示他所认为的那场更广泛的交易如何改变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识。

卡特勒回答说，生活在美国时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这揭示了托莱多论述中包含的压力。托莱多将模仿视为身份的丧失；卡特勒则指出，在某些处境下，人们似乎不可能脱离白人社会。这场交锋并未解决冲突，而是将托莱多要求人们认识自身身份的主张，与卡特勒提出的问题并置——同化之外，现实中究竟有什么可以取代它？托莱多先前对依赖白人认可的警告，与这场后来的争论相互衔接，构成一套连贯的论述——身份既受寻求认可的愿望影响，也受人们寻求认可时所处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塑造。

托莱多与利维的交锋则展现出另一种对立。利维说，他想让卡特勒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卡特勒却否认自己需要利维指点。托莱多对历史身份的思考将讨论从眼前的争执拓展开来，但利维对此感到不耐烦，把托莱多长篇的解释当成又一次说教。因此，他们之间的摩擦不只是意见不同——乐队的谈话一次次给托莱多机会，让他阐释集体历史；利维则抗拒被纠正，也不愿被拉进托莱多的论述。

鞋与托莱多之死

最后的冲突始于一桩身体上的冒犯。托莱多踩到了利维的鞋，随即道歉，并坚持说自己已经道过歉。他不接受对方要求他做得更多，而是反问利维还想让他做什么。争执发生时，托莱多、卡特勒和慢拖正在收拾东西。事情本身看似微不足道，但利维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濒临暴怒，喘着粗气，努力想恢复控制，随后突然持刀冲向托莱多。

利维将刀深深刺进托莱多的后背，直至刀柄。托莱多发出惊讶而痛苦的声音，和仍握着刀的利维一同向后倒下。卡特勒和慢拖僵在原地。随后，利维似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猛地将托莱多推向前，自己则退开；托莱多瘫倒在地。这场戏从一场关于鞋子的争执骤然转为致命刺杀，其残酷正来自这种严重失衡。托莱多之死并非两人之间一场既定争论的最终结果，而是利维失控时做出的不可挽回之举。

事后，利维反复说托莱多踩了他的鞋，并向卡特勒求助，仍旧回到这桩怨怼上，仿佛它能够解释发生的一切。托莱多平常的道歉与利维对鞋子的执念，和暴力的规模形成对照。鞋成了叙述这场袭击时紧绕不放的眼前物件，但这场戏并未给杀人提供任何正当理由——托莱多正在收拾东西，已经道歉，却仍遭人从背后刺伤。他的死截断了那个曾将乐队争执引向历史与身份的声音，使他的论点与终结其生命的暴力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