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君主制在共和国之后回归，并形成一种政治安排，使全国公众的欢庆与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拒绝撤回立场形成对照。小说将其描绘为一次戏剧性的政府更迭，也是一场对政治忠诚的考验——英格兰欢迎查理二世归来之际，克兰查理勋爵选择流亡，而不愿重返上议院。

君主制的回归

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的贵族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在共和国掌权期间曾接受共和政体。他与其他昔日支持者的决定性区别，在议会政府垮台后显现出来。尽管他本可通过重新宣誓效忠，回到重组后的上议院，但他仍忠于共和国，并对君主制复辟时的公众欢庆置之不理。他宁愿成为法外之人并自愿流亡，也不愿通过撤回立场来恢复贵族爵位。

王政复辟被描述为全国性的和解。查理二世的《布雷达宣言》赦免了共和统治时期的种种行为，公众则以欢呼迎接归来的国王。然而，和解安排所宣扬的宽恕，与弑君者遭处决的事实并存——叙述者指出，绞架的增设反而增添了公众的满足感。因此，君主制的回归并非对冲突不加区别地一笔勾销，而是一种有选择地处理旧秩序记忆的新秩序。

公众共识与异议

叙述中，王政复辟的支持者齐声提出反对民众参与政治的理由。在这种新获认可的常识中，民众理应缴税并服兵役，而治理国家则属于国王的职责。共和理想，如权利、自由与进步，被视为荒谬之谈；叙述还将民众描绘成不思考、不求掌权时反而更幸福。这些说法揭示了全国和谐言辞背后的交易——政治服从受到赞扬，被称作和平，而民众承担的物质义务依然不变。

面对这种共识，周围社会将克兰查理勋爵的坚持重新解释为愚行。他拒绝宣誓效忠，与议会于1650年拟定的宣言有关；该宣言承诺忠于一个没有国王、君主或领主的共和国。甚至连他昔日的友人也曾以为，他对共和政体的效忠不过是伪装，最终仍会显露出对王党事业的忠诚。当他没有回到国王身边时，他们便不再给予他善意的理解，反而斥他为白痴。这一情节显示，王政复辟改变的不只是政府，也改变了衡量个人过往行为的标准。

流亡与小说的历史背景

克兰查理勋爵退居瑞士，住在日内瓦湖畔一处偏远居所，置身群山之间，远离那个他拒绝认同其政治欢庆的国家。他的孤立处境赋予王政复辟以个人层面的后果——他人视为和解的全国性安排，却使他与故土、同僚贵族及其所处的时代分离。复辟后的秩序使他对一项已然失败的政治事业保持忠诚，在社会看来变得不可理喻；正因如此，他的流亡反而使这份忠诚昭然可见。

小说还将这场历史逆转置于一段有关权威、文书记录与世袭身份的更长历史之中。许久之后，一则海难消息装在封口的葫芦瓶里送抵巴基尔费德罗任职的海军部，官员们依照既定程序打开瓶子并核验其中内容。这份在钩帆船马图蒂娜号上写下的声明，写在一份王命的背面；王命上有“奉王命令”字样和杰弗里斯的签名，而葫芦瓶上的红色题字则表明瓶子与哈德夸农有关。漂流瓶的发现者巴基尔费德罗向安妮女王报告了证据的正式处理过程，随之发生的对质揭示了格温普兰的继承权。这一后续情节并未被描述成王政复辟的直接后果，但它呼应了小说更广泛的主题——君主制及其制度如何使政治权威作用于私人生活。王政复辟构成了这一主题的历史背景——政权更迭能够重新界定忠诚，而王命与官方记录仍能在很久以后决定一个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