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二世在位时期
笑面人小说将詹姆斯二世在位时期描绘为一个国家政策可能借助康普拉奇科斯——一个买卖儿童的团伙——在不公开杀害继承人的情况下,将碍事的继承人藏匿或除掉的时期。他们受到王室庇护,这使小说对王权的描写与格温普兰被卖掉并遭遗弃的经历联系起来——一道秘密的王室命令有助于解释一名合法继承人为何消失,以及为何他最终归来会扰乱在他缺席期间安排的继承秩序。
王室对康普拉奇科斯的利用
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康普拉奇科斯并非完全隐秘,也没有遭到例行迫害。小说描写了一种宽容却保持戒备的安排——法律没有全力追捕这个团伙,而王室的关注则使其服务在派得上用场时随时可用。詹姆斯二世容忍这个团伙,是因为他利用了他们。宫廷鄙夷的行当,仍可能服务于更高层次的国家谋略。
康普拉奇科斯的作用是让一个人难以辨认,从而助其消失。按照叙述者所描述的政治逻辑,这种做法可以中断世系、压下年幼继承人的身份,或使爵位更容易转交给受宠的继承人。改变继承人的外貌,被当作一种能够达到杀人原本可能实现的目的的手段,同时又为当局留下更容易推脱责任的途径。这个团伙的谨慎与沉默使其颇具价值——其成员保守王室秘密,部分原因是自身安全有赖于继续获得国王的信任。
这段叙述着重呈现了詹姆斯二世的宗教身份与这种实际结盟之间的矛盾。小说称他虔诚且敌视犹太人与吉卜赛人,却因康普拉奇科斯的所作所为服务于王室利益而对其青睐有加。他们的天主教习俗,以及为阿莱格里的《怜悯经》提供歌手,也与斯图亚特王朝宫廷的宗教文化相合。在这幅肖像中,虔诚并不能阻止政治残酷;它与一种把儿童和继承权视为统治工具的制度并存。
被压下身份的克兰查理继承人
使这项政策产生切身后果的案例,便是格温普兰。后来在法庭上宣读的证据确认,他是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与安·布拉德肖的合法儿子,也是其父产业与爵位的继承人。根据声明,他在父亲死后两岁时奉詹姆斯二世之命被卖掉。国王收取了十英镑作为买价,另有特许与豁免作为交换。这道命令将孩子的失踪直接与王室联系起来,而非任其成为私人贩子单独犯下的一桩罪行。
这项计划所掩藏的不只是一个名字。格温普兰被剥离继承而来的身份,被养大后过着江湖卖艺人的生活,十岁时最终又被遗弃在波特兰海岸。他后来被确认为费尔曼·克兰查理勋爵,使原计划的结果彻底逆转——这名因失踪而令财产转移变得简单的继承人归来,成为一名能够证明自身合法身份的权利主张者。孩子被迫承担的公开身份与他的世袭爵位形成对照,使康普拉奇科斯早先所受的利用显露为政治行为,而非单纯的私人虐待。
斯图亚特王朝庇护的终结
这段叙述以一六八八年为明确的政治分界点——威廉三世取代詹姆斯二世,王朝也随之更迭。詹姆斯二世流亡海外;被描述为原则与做法各异的威廉三世则采取行动打击康普拉奇科斯,并试图摧毁其组织。因此,这个团伙先前所受的庇护并不稳固,而是有条件的——君主更迭改变了这个团伙所面临的风险;它先前之所以兴盛,正是因为对前任国王有用。
这场变局并未消除詹姆斯二世早先政策造成的影响。孩子的身份、失去的继承权,以及王室授权,仍有待日后重新查明。因此,小说的时间脉络区分了政治安排的终结与其所作所为被揭露这一更为缓慢的过程。新君主可以反对康普拉奇科斯,但只有从旧政权延续下来的证据,才能揭露某个人的失踪,并恢复某位继承人的身份。
王室命令及其后续影响
这一秘密的揭露有赖于一连串文件与物件。马图蒂娜号上的一份声明记录了孩子被买走一事以及船只航行的情况;它写在曾充当买卖双方收据的王室命令背面。命令上写着“奉王命令”,并有杰弗里斯的签名。这些文件保存在哈德夸农的葫芦瓶中,作为一艘注定沉没的船只发出的消息抵达英格兰海岸,后来成为调查的证据。郡长检验羊皮纸以及瓶上的姓名,将书面记录与哈德夸农联系起来;哈德夸农认出这艘船,并被当面对质,听取对其所作所为的陈述。
这份证据得以保存,尤其意味深长,因为小说此前已经描述了海军部接收漂流瓶消息的制度。船只发出的报告可以传达其位置、险情或失事状况;投入海中的瓶子可能很快抵达陆地,也可能多年后才被发现。英国海军大臣的海上漂流物官员负责接收这类容器,开瓶则依照一套官方程序进行,其中包括宣誓作证的陪审员和经签署的报告。巴基尔费德罗的职务使他处于密封消息与公众知情之间的关口。在格温普兰的案子中,这一行政程序使詹姆斯二世在位时期的秘密得以成为法律调查的事项。
复位与王权辩护的限度
安妮女王在位期间,大法官威廉·考珀审理此案,并建议在哈德夸农确认格温普兰身份后,将产业与尊荣归还给他。考珀的备忘录并非单纯谴责詹姆斯二世——其中援引了可以为国王支配臣民之权辩护的君主制论据,同时也坚持应将爵位归还给仍在世的继承人。这番推理揭示了一种法律秩序的不稳定性——王权既能被用来压下继承权,日后也能被用来承认继承权。
安妮女王得知格温普兰容貌受损的情况,又不愿亏待自己的妹妹乔西安娜公爵夫人,于是决定让乔西安娜嫁给恢复爵位的继承人。这一决定将爵位的恢复转化为新的王朝联姻安排,同时也显明早先压下继承权的做法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与权利主张。格温普兰获告知,自己是贵族院议员、立法者和法官,年收入为四万英镑。这一骤然降临的显贵身份,既无法抹去强加给他的童年,也无法补回他的姓名与继承权被隐瞒的岁月。因此,詹姆斯二世在位时期在小说中并非仅仅是一个过去的政权时期,更是一个秘密的源头;这个秘密迟来的揭露,重塑了那些从中幸存之人的生活与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