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与天意
美国女人运气与天意指珍妮不断变化的信念——她曾认为,自己的幸存以及早年爆炸行动没有造成预期中的伤亡,体现了正义。随着她逐渐认识到,善意并不能让她充分掌控暴力行动的后果,运气从一种维护她道德确信感的私人信条,变成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非但没有减轻她的罪责感,反而使之加重。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偶然可能让一个人幸免,也可能使另一个人丧命,但它无法证明某一行动是正义的。
对好运的脆弱信念
波琳为两人的争吵道歉后,珍妮因两人的关系得以修复而松了一口气。她也觉得,两人那种神秘的好运仍在。那次风波始于她们关系破裂——波琳扔出一个沉重的玻璃烟灰缸,烟灰缸没有砸中珍妮,而是穿过关着的厨房窗户。事后,珍妮与房东明斯基先生谈了赔偿损失的事;后来,波琳回到她们的房间向珍妮道歉。珍妮没有把那番谈话告诉波琳,因为她不想让不必要的反思破坏两人刚刚恢复的亲密关系。此处的运气还算不上解释事件如何发生的理论,而更像一种与幸存和亲密关系相连的脆弱宽慰——危险过去了,关系修复了,珍妮便能继续相信,有某种力量保护了她们。
东湾野火考验了这份宽慰。烟雾和火灾的消息传到她们住处时,珍妮和波琳紧挨着坐在一起,听着紧急广播。危险真实存在,且正逼近她们,但她们却感到自己与外界奇异地疏离,仿佛世界无法触及她们。这段描写将她们受到保护的感觉,与无法保证安全的迹象并置。她们的镇定并不能证明她们受到眷顾或安然无恙;它只是记录了她们在火灾威胁城市之际,曾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仿佛隔绝于危险之外。
偶然与对暴力的道德审视
在狱中,珍妮重新审视自己曾经辩护的政治暴力;她曾认为,暴力能够迫使他人关注并促使他们理解。她记起一名僧侣自焚一事曾令她发生转变,并思索自己是否也曾想给别人施加类似的、令人无法承受的冲击。但这段回忆已不再印证她过去对正义行动的信念。她如今追问,有什么能保证唤醒他人的尝试不会同时伤害他们。她的回答十分严峻——即便是最努力避免伤害他人的人,也无法掌控所有后果。
这一认识改变了她对自己和威廉实施的爆炸行动的理解。他们曾为谨慎行事而自豪,并选择他们认为不会有人的建筑作为目标。如今,珍妮明白,他们之所以成功避免了死亡,或许更多是因为运气,而非谨慎或美德。目标建筑里恰好没有员工返岗,并不能证明爆炸行动在道德上站得住脚;这或许只意味着,碰巧当时那里没人。所谓空置建筑与村庄里据称由敌人控制的地点之间,看似存在的区别,并不能提供可靠的道德保障——行凶者没有预料到有平民在场的地方,也可能有平民。珍妮的回顾由此使她早年的自信反过来成为对自己的质疑。崇高的意图无法使暴力变得可靠,良好的结果也无法证明手段正当。
莫顿先生与运气的不均分配
这一观念转变最严峻的后果关乎莫顿先生。珍妮过去曾想从胡安的动机出发理解他的死;如今,她认为决定性因素或许是坏运气,而非关于意图不纯的理论。这并没有减轻杀人的后果,而是打破了那种令人宽慰的对称关系——仿佛善意会带来安全,恶意则会招致惩罚。在珍妮的叙述中,一个人自以为正在拯救他人时,偶然可能使他免于成为杀人者;偶然也可能让一个无辜者丧命。
珍妮对莫顿先生的记忆使这一转变更加鲜明。她不再只把他看成政治冲突中的一个抽象人物。她想象他与一名年轻女子相遇时的情形——那名女子抓住他的手臂,亮出一把枪;而他那副过时的眼镜让他看不真切。这一对比十分重要——政治抽象曾让暴力更容易被解释,而关注莫顿先生这个具体的人,则使暴力造成的人道代价更难回避。珍妮的叙述并未把运气当作借口。相反,承认运气所起的作用,恰恰剥除了她从“暴力仍受控制”的信念中获得的道德庇护。
同志情谊、判断与后果
珍妮对道德确信的信念崩塌,与她和波琳的关系密不可分。珍妮记得,她真心渴望过两人之间的情谊;在这份情谊中,她们可以共同承担错误和悔恨。她将这份关系与革命核心小组未能实现的团结相对照,也与她早年和威廉的关系相对照;在那段关系中,她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求威廉的认可。她曾相信,至少她和波琳可以共同面对自己的过错。如今,珍妮准备独自面对过去,也明白这份亲密无法抹去两人各自行为造成的后果。
等待着两名女子的不同惩罚,进一步使任何认为结果会清楚体现道德报应的观念变得复杂。波琳将因银行抢劫罪被判刑,服刑不到两年后刑期便获减免;珍妮则将因针对征兵服务招募中心实施的爆炸行动受到最低刑期,之后转入工作释放计划。然而,小说呈现的这些法律差异与阶级和种族特权交织在一起,并不能清楚衡量罪责或运气。她们共同度过的时光不会被作为罪行起诉,也没有人会因莫顿先生遭谋杀一事受到指控。行为、官方记录和惩罚之间因此出现落差,留下法律程序无法化解的痛苦。
因此,运气与天意将珍妮个人的幸存与她更广泛的道德觉醒联系起来。早先,一连串有利的结果会让她觉得,这证明她和威廉行事正当,或者她和波琳仿佛受到某种力量保护。回顾往事时,那些结果显得纯属偶然;而莫顿先生之死则揭示了把偶然当作道德证明的代价。这一观念没有让珍妮确信世事自有公正安排,而是剥去了她过去的确信,使她不得不正视自己控制能力的限度,以及善意永远无法消除的人道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