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船上的男孩:九个美国青年与一场改变命运的奥运会

1936年是全书赛艇叙事汇聚的终点——在这一赛季,阿尔·厄尔布里克森率领的华盛顿大学赛艇队力图将多年的竞争与训练转化为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资格。这一年既是一场体育考验,也是不同传统相遇之时;地区抱负、阶级壁垒规则、国际竞争与自然环境,都影响着各支队伍的表现。

奥运前景

1936年的前景为阿尔·厄尔布里克森的工作赋予了长远目标。华盛顿大学队近来屡获佳绩,但他仍要接连应对几项艰巨考验——战胜凯·埃布赖特率领的加州大学赛艇队,在波基普西举行的大学赛艇协会赛艇锦标赛中胜过东部大学队伍,继而在奥运选拔赛中与实力雄厚的俱乐部和大学赛艇队较量。若能抵达柏林,就意味着要面对世界上最强的赛艇选手,包括英国和德国的队伍。因此,这一年代表的并非单独一场比赛,而是一连串关口;每一道关口都取决于能否先赢下前一道。

这一抱负不仅关乎竞技成绩,也承载着城市的期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大学赛艇吸引了大批观众和媒体关注,而华盛顿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间的竞争,曾帮助西部培育起观众群体。然而,东部学校和机构仍主导着这项运动的声望。罗亚尔·布鲁厄姆认为,一支世界级的华盛顿大学赛艇队有望将关注中心转向西部,并可能为西雅图带来认可。因此,1936年的奥运征程也是一场更广泛的竞争,关乎哪个地区、哪所学校以及哪种体育传统能够赢得全国尊重。

受资源与规则影响的运动

通往奥运赛季的道路受到资金与参与机会不平等的限制。西部赛艇项目一直难以获得经费和认可;当地教练的收入远低于东部同行,学校既缺乏招募经费,也没有富有的赞助人。甚至前往波基普西参赛也代价高昂,赛艇队必须将精细易损的赛艇横跨全国运送。早期来自西部的参赛队伍不仅遭遇竞争,也受到好奇目光和轻视;因此,华盛顿大学队重返东部赛事,既是对地位的考验,也是对速度的考验。

参赛资格规则揭示了赛艇运动内部的另一道界限。柏林奥运会前,澳大利亚赛艇队被禁止参加亨利皇家赛艇会的挑战杯,因为队员是警察;按当时的规则,机械工、手艺人和劳工也被排除在外。这项限制将有薪工作视为与业余赛艇选手的理想身份不相容,而澳大利亚队则离开英国前往柏林,决心在那里参赛。同一届奥运会中,英国八人艇队来自历史悠久的利安德赛艇俱乐部,承袭牛津和剑桥的赛艇传统。因此,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队伍带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汇聚于同一场竞赛。

跨赛季备战

迈向1936年的过程以一再考验纪律为特征。在奥运赛季前一年的秋天,阿尔·厄尔布里克森让四支有望入选校队的艇在严寒中驶上华盛顿湖。队员们以半滑座姿势训练、冲刺,并划行长距离,冰霜积聚在桨和索具上。在11月25日举行的两千米选拔赛中,他将舵手的指挥桨频限制在每分钟二十六桨,以显露各艇潜在的力量。领先的赛艇由前一年的四名新生组成,领先三个艇身完赛;乔·兰茨所在的艇名列第三。比赛结果显示,圣诞假期后的长距离强化训练开始前,队伍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这段备战叙述中,周边天气并非单纯的背景。1933年12月,西雅图遭遇异常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灾;之后,一场气旋风暴又以破坏性力量袭击该地区。这些事件展现出一种水与风足以颠覆常规预期的环境。在奥运赛道上,同样的道理变得切身——西偏西阵风横扫赛道,使赛艇难以保持平稳,并迫使鲍比·莫克操纵舵柄,同时由罗杰·莫里斯和查克·戴努力稳住赛艇。

柏林与比赛日的场景

柏林早在各支队伍抵达前数年便开始为奥运会做准备。阿道夫·希特勒与德国奥林匹克组委会官员视察了德意志体育场旧址后,维尔纳·马奇着手翻修这座为原定于1916年、后来取消的奥运会而建的体育场。书中在华盛顿与柏林之间展开的叙述,将当地赛艇赛季置于一场早已受到规划与政治展示塑造的国际盛会之中。

对于在家中关注比赛的人来说,奥运赛事既通过广播传来,也由赛艇队亲身经历。上午九点十五分,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比尔·斯莱特的声音开始从西雅图的KOMO广播电台传出。乔伊斯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小书,取出乔送给她的四叶绿苜蓿;她一直把它夹在书页间,于是便将它放在收音机上,静静收听。在赛道上,断断续续的雨势不如横风重要。华盛顿大学赛艇接近起点时,唐·休姆以稳定的节奏领划,乔·兰茨和艇中部的桨手则进入安静而同步的节奏。因此,这场定义这一年的比赛通过相互关联的两个视角呈现——一边是身处风浪变幻水面的赛艇队,另一边是家中听众手持小小纪念物、守在收音机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