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

纳粹大屠杀在小说中既是一场被明确命名的历史灾难，也是拉博·卡拉贝基安思考幸存、家庭记忆与战争再现时的一条线索。它将瑟茜·伯曼关于代际创伤的叙述，与拉博那幅描绘战争结束时山谷景象的宏大画作中众多流离失所者联系起来；这幅画将令人难以承受的历史余波转化为无数个体的故事。

纳粹大屠杀与代际创伤的故事

瑟茜·伯曼解释说，她的小说《地下世界》描写了三个女孩——一个黑人女孩、一个犹太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她们在尚未明白缘由之前，就感到彼此吸引。她们每个人的父母或祖父母中，都有人从人为造成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犹太女孩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另外两个女孩的家族历史，则追溯到尼日利亚伊博人的大屠杀和长崎原子弹轰炸。她们共同继承的并非对这些事件的直接记忆，而是一种由幸存者传给后代、却没有刻意教导的观念——恶人还活着，好人已经死去。

小说中的小说将纳粹大屠杀纳入一段有意比较历史暴力的叙述，却没有把不同灾难视为可以互换的事件。拉博对《地下世界》这个书名印象深刻，而他最初讲述这本书时，着重描述了女孩之间难以解释的亲近感，以及后来使这种亲近感得到阐明的家族历史。因此，纳粹大屠杀不仅作为过去发生的事件出现，也成为代际传递的一部分——后代继承了一幅由他们未曾亲历的灾难塑造的情感地图。

家族幸存与记忆

拉博的家族历史根植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杀戮。他的母亲佯装死去，混在受害者中幸存下来；他的父亲则躲进自己任教的校舍厕所，借此逃过一劫。拉博把这些事讲作父母的经历，而不是纳粹大屠杀，并将他们的处境与后来发生的纳粹灾难区分开来。尽管如此，这段家族故事仍有助于解释，为何有关大规模杀戮与幸存的谈话对他有如此切身的分量。

瑟茜提出拉博的父亲可能患有幸存者综合征时，拉博说，父亲为自己幸存下来、而朋友和亲人却已死去而感到羞愧；他也为拉博幸存下来而感到羞愧。拉博不愿把父亲的反应简单归结为一种诊断——他说父亲令他痛苦，说起父亲让他难过，随后又说自己已原谅父亲许多次。这段对话显示，历史暴力如何在家庭关系中延续——幸存可能与羞耻、怨恨以及寻求宽恕交织在一起。

拉博将父亲的经历与母亲的经历相比较，认为母亲更有理由产生幸存者负罪感，因为她身陷屠杀之中，并靠躺在死者之间装死而幸存下来。这段记忆来自拉博听闻的故事和他后来的回忆，而不是以他本人的目击证词呈现。这一区别在他的叙述中十分重要——家族的过去通过代代相传的故事传到他这里，而重述这些故事的行为，则使它们在当下重新获得位置。

拉博在战时的幸存经历

拉博也在欧洲的战争中幸存下来。他在卢森堡服役于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的伪装单位期间被俘，并失去了左眼。他记得一辆白色的德国坦克和士兵穿过积雪覆盖的草地，却说自己不记得遭到袭击的情形。他被俘时已失去意识，之后一直在吗啡作用下，直到在边境另一侧一座教堂里的德国陆军医院醒来。他的伤口很快愈合，随后被送往战俘营。

拉博坚持认为，自己也有资格谈论幸存者综合征，但瑟茜指出，他曾描述自己几乎没有痛苦，而且恢复迅速。她问他，身处几乎所有其他好人都已死去的世界时，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他回答说不是。她所作的区分，将他幸存受伤这一事实，与她讨论的那种特定情绪状态分开。拉博的战时经历固然重要，却并非简单重复他父亲的反应，也不能等同于《地下世界》中探讨的代际创伤。

山谷与幸存者

拉博回忆说，1945年5月8日欧洲战争结束后，卫兵把他和数百名被俘军官带出战俘营，随后便消失了。囚犯们醒来时，正处在一处绿色山谷的边缘。拉博说，山谷附近的边界位于东德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山谷下方聚集着数千人，他们来自集中营、曾被奴役的工厂、普通监狱和精神病院。拉博的叙述还包括逃离俄军、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战线的平民，以及武器仍可使用、却正等待投降的德国士兵。

他以“老兵轶事”的形式重述这一幕，回忆了行军、在户外度过的一夜，以及卫兵在日出时消失的情形。山谷并未被描绘成一幅单纯的解放景象——来自不同拘禁体系、分属战争对立阵营的人们被留在一起，而他们眼前的未来仍不明朗。拉博的回忆将这些群体汇集于同一场战争余波之中，却没有抹去他们处境的差异——他们是战俘、集中营幸存者、被奴役的劳工、平民、获释囚犯，或曾经的战斗人员。

作为集体记录的画作

拉博的大型画作将山谷转化为一幅挤满幸存者的图像。他估计，平均每平方英尺的画面上，都有十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者被清晰描绘。那些远得看起来像小点的人物，可以在仓库里用放大镜仔细辨认，并被认作集中营受害者、奴隶劳工、战俘、德国部队士兵、当地家庭，或从精神病院获释的人。每个人物都有一段战争故事；拉博说，他先编出一个故事，再画出故事中经历这一切的人。

这幅画的规模使无数个体的历史既数量繁多，又难以尽数铭记。拉博起初愿意向访客讲述任何人物背后的故事，但后来因为这样做令他筋疲力尽而停止；现在，他请访客去仓库看画，并邀请他们自己编故事。因此，这幅画并未声称能够完整呈现某一位幸存者的证词。它为观众呈现了一片密集的虚构个体生命图景，其中包括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场历史聚集远比任何一位见证者所能讲述的内容更加宏大。

画中一只德国弹药箱上，以极小字迹刻着一个日期，为这幅想象中的场景提供了时间坐标——1945年5月8日，也就是拉博所说的欧洲战争结束之日。这个日期将画作与他对山谷的亲身回忆联系起来，同时仍只是拥挤构图中的众多细节之一。因此，纳粹大屠杀在这件作品中的位置既非孤立，也非偶然；它属于拉博的图像所呈现的诸多历史之中，这些历史涉及迫害、囚禁、流离失所与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