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

镜子之书

阿尔茨海默病通过罗伊·弗里曼的早期诊断进入故事,使他对约瑟夫·维德谋杀案的调查既成为对过去的追查,也成为他努力保住自己对过去的把握的过程。他的记忆问题目前仍有限,但他明白这种疾病会逐渐恶化,可供他完成调查的时间或许不多。

诊断与早期症状

在告诉马特·多米尼斯的约六个月前,罗伊注意到自己开始忘记街道名称,尽管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很好。他试着通过回忆哪些演员出演过哪些电影、谁唱过哪些歌,以及体育赛事的比分来锻炼记忆力。随后,他开始难以记住人名,于是去看医生、接受检查,并在两周后得到诊断。

罗伊形容自己的病情尚处于早期——他还没有忘记前一天晚上吃了什么这类日常基本细节。医生建议他保持头脑活跃,并给了他一本书和一些录像,用于进行记忆练习。罗伊也服用处方药并遵照医生的指示,但他读到过阿尔茨海默病无药可治,因此不指望治疗能阻止病情发展。

将调查作为保持头脑活跃的方式

此案为罗伊提供了一个需要动脑的课题,正好符合医生对他的建议。他曾替一名记者取得维德谋杀案的档案文件,记者随后把调查所得寄给了他;罗伊于是决定,调查一桩他认为重要的案件,比努力回忆过去的体育赛事比分更能让自己投入。他还记得自己曾认为,当年自己没能办好此案,是因为那时酗酒成性。因此,重查此案有两个目的——让头脑保持忙碌,并审视他眼中自己过去的失败。

罗伊告诉马特,他想弄清楚当年发生了什么,以及自己怎么会让凶手逃脱。他担心一年或两年后——他说,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自己可能再也记不起维德是谁,甚至忘记自己曾是一名警察。如果最终无法照顾自己,他预计会搬进养老院。这种对未来的预期让重启的调查有了期限;这个期限并非源于新的线索,而是罗伊知道自己的记忆能力可能会衰退。

记忆、证据与可信度

小说中,回忆一再显得难以与暗示、推断及事后的转述区分开来,罗伊的诊断也出现在这一背景之中。维德解释说,童年时的恐惧可能使人在催眠暗示下把某些事件当成亲身记忆——在他的商场实验中,四分之三的学生后来声称自己小时候曾在商场迷路,尽管起初没有人回忆起这样的经历。他还指出,记忆并不像摄像机那样记录事件,而是将片段重新塑造成一个故事。这些例子展现了更广泛的记忆不确定性,但并不能证明罗伊的阿尔茨海默病导致了他调查中的任何具体错误。

此案也揭示了人们怀疑证人陈述的不同缘由。德里克·西蒙斯说,警方不采信他的陈述,是因为他曾被控谋杀、曾被收治于精神病院,而且当时正在服药;一名前调查人员后来也回忆说,西蒙斯的疾病和失忆使他的证词难以有效使用。罗伊与西蒙斯的谈话则揭示了关于当时谁在维德家中以及那里发生了什么的相互矛盾说法。叙事将这些可信度问题与罗伊的诊断并置,却没有把阿尔茨海默病、西蒙斯的失忆以及目击者记忆的不可靠性视为可以互换的状况。

叙事意义

罗伊的诊断改变了他重返此案的意义——调查成了一场竞赛,必须赶在调查者自己的记忆和身份可能逐渐消蚀之前完成。他可能忘记维德和自己曾经的职业,这一前景鲜明地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一边是找回一段存在争议的过去,另一边是留住那个试图找回它的自我。药物和脑力练习提供了切实的应对方法,但既然已经说明此病无药可治,结果便仍不确定;这段叙述呈现的是罗伊在这种不确定性下有目的地投入调查,而不是把他的努力当作能够阻止疾病发展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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